敦煌学的启示——兼论华人传播研究的方向

 

 

这次甘肃的“多友会”多彩多姿,最大的“意外”收获就是邂逅常嘉煌先生。我和常先生素昧平生,承湖北大学多友张萱博士和她的夫婿韩晗先生介绍,常先生二话不说,爽快答应要带我们参观他在敦煌开拓的现代石窟,这已是第一个惊喜。没想到他风尘仆仆,特地从敦煌飞到兰州大学的会场,以《艺术传承—敦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题,发表精彩的专题演讲,透过他的娓娓道来,我们对敦煌文物的今昔既感痛心又神往,这是第二个惊喜。更百般料不到,他会在敦煌山庄为多友们举办一个高规格的座谈会,这是第三个惊喜。以下是我在敦煌座谈会上的简短发言,姑且抛砖引玉。

 

莫高窟外观。 甘肃省博物馆陈列的佛像

 

(一)

上个月我去伦敦和都柏林开会,途中重读Niall Ferguson写的一本书,Empire,作者是苏格兰人,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写大英帝国兴衰史,分析剔透,通篇英式幽默,妙语如珠。他缕述英国如何从殖民爱尔兰下手,版图逐渐扩及中美洲、北美洲,接着征服印度以至于非洲大陆,造就了史无前例的“日不落国”,米字旗日夜飘扬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端的是十九世纪的第一霸权。在整个争霸的过程中,处处见到血淋淋的强取豪夺,以及对当地反抗的无情镇压。不料作者最后竞笔锋一转,声言英国帝国主义不比其他帝国主义残酷,还“把文明带给全世界”,不但英语成为世界语言,而且随着帝国的推展,输出了银行制度、普通法和代议政治,普及了基督教,扩散了自由的理念,恩泽遍及全人类。这个结论下得实在出人意表,我自己不服气,但又不敢说他全无道理。

 

香港回归时,我和同事们访问各国记者出版一本书Global Media Spectacle。末代港督彭定康形容香港是“具有英国特色的中国人成功故事”,因为有英国提供了不起的鹰架,华人才能建造如此一座华宇殿堂。这样四两拨千斤,彷佛当年鸦片战争的罪恶微不足道了。英国报纸甚至说:“你们有今天,就是靠我们;等我们走了,你们回到原位。”脱殖是应有之义,然而看到回归后香港治理的纷乱,难道真给老英不幸而言中?

 

我因此联想到王圆箓道士:上个世纪初,他无意间发现敦煌石窟所藏一千年的经卷,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从他的手中偷回去“最多”的文物,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他的手中搬回去“最好”的文物,接着美国、日本和苏俄的探险家也来抢偷几把。等到常书鸿先生在法国霍然看到伯希和带回去的敦煌瑰宝图册,决定兼程返国,终其一生守护敦煌劫后的文物,不弃不离,凡五十年。如今常嘉煌先生抛弃一切,继承父亲的遗志,回到敦煌开拓现代石窟,实在令人感动。

 

我们怎么看待帝国主义掠夺敦煌文物?一方面,当然是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可恨那些失去的千年文物再也讨不回来了。大凡帝国主义的进程背后必有一文一武,一武是指船坚炮利,一文是指探险家和传教士,使臂出鞘,绝非揖让上下那样斯文尔雅。假如高唱“艺术无国界”,好东西放哪里都一样,然则为何伦敦和巴黎最好的东西不摆在北京?另一方面,话说回来,斯坦因和伯希和的确没有把文物吞为私藏,而是妥善保存在英法的博物馆里。要是没有王道士,要是没有斯坦因和伯希和把它们大批大批运回欧洲,这些文物在母国的命运会是如何?这是无解的谜。敦煌反正淹没六百年了,说不定继续躺在那里,国人懵然不知它的存在,也许给早就各级不肖官员和军阀加无知的商人农民卖的卖,烧的烧,破坏殆尽,谁知道?

 

这真是一个令人尴尬、无可奈何,乃至爱恨交加(ambivalent)的悖论。你骂王道士愚蠢、自私、罪魁祸首,怎么骂他都可以,也都无济于事。数百年来,中国国势积弱,不重视文化,不争气,这个“共业”岂是一个小小无名道士担待得起?

 

大会在兰州大学校园开幕,随后在敦煌开座谈会。

 

(二)

谁都知道我们在文化上要力争上游,但究竟应该怎么做起?我认为必须古与今密切接轨,继往而开来。昨天我们碰到一位敦煌姑娘,我们远从天边来看敦煌石窟,她近在眼前却从来没有去参观过,问其故,她说因为“不好看”。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古文物必须“活化”,不断赋予现代意义,让今人有“切己之感”,从而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否则,只一味束之高阁,那文物必是僵死的,和平常人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

 

谈到古今接轨,一方面要有深入的高端研究,一如敦煌研究院和各地专家学者所做的事;一方面要结合现代传播途径多做普及的功夫,例如周兵先生为中央电视台导演拍摄十集的《敦煌》纪录片就叫好又叫座。这种普及功夫不但功德无量,而且多多益善。如果前者是朱熹所说的“旧学商量加邃密”,后者就是“新知培养转深沉”了。 旧学和新知配合互动,共同把敦煌文化推向更高的台阶。

 

保存与发展两轨,缺一不可,但如何求取平衡?保护什么,如何保存?然后怎么回应时代的呼唤,在古文物的基础上取精用宏,辩证地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风格?这些都是文化学上的永恒课题。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今天的创作经得起时间淘汰的就是未来的经典遗产。常嘉煌先生的现代石窟是创造性的继承,虽然备受外界质疑,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有意义和有远见的尝试。有谓:“野鹤无粮天地宽”,当“非主流”没有什么不好,历史上的创新往往来自权力边缘,而不是墨守或复制权力中心的成规:相对于政治中心的长安和洛阳,敦煌只是天高皇帝远的驿站,正因为文化上或地理上都很边缘,所以能够以平等、自由、包容之心接受异族,也不跟随中原的改朝换代而毁于一旦。如今敦煌壁画巍巍发亮,长安和洛阳的壁画安在哉?

 

我衷心祝福常先生能够在有生之年逐步完成他的艺术“乌托邦”。

 

常嘉煌先生为多友举办“敦煌艺术传承座谈会”。本文即整理当时讲话而成。

 

(三)

从字义的演变来考察,communication 兼备三意:一是沟通,二是交通,三是传播。我们在敦煌活生生地见证了这三种意义:首先,敦煌壁画是历代行者在石窟里与佛菩萨虔诚的心灵“沟通”;其次,河西走廊是当年中西“交通”的动脉和文化交流的枢纽;第三,今天在场的“多闻雅集”朋友都是传播学者,如何发扬光大敦煌艺术,责无旁贷,而且必须牵涉到各种传播的面相。

 

中原“沙文主义者”总夸说汉文化博大精深,如何感化周边的夷狄之邦。这话对了一半。实地考察敦煌以后,我更加体会盛唐之所以成为盛唐,是因为它气度极恢宏,眼界极开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吸收各种不同文化的优点,从不固步自封,更不是以中原立场鄙夷天下的。我终于明白,许多视为当然的几十种日常植物、果蔬(如西瓜、荔枝)、药材(如雄黄、沉香、麝香),甚至面条、拉面原来都不是固有的,而是从西域传入的,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大汉沙文主义者”算起账来,只会计较“出”,而忘记“入”。日本在唐代固然向中国学习文化,他们自己也承认;但中国人近世纪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日本输入的现代名词、观念、制度,我们不是浑然无知,就是不愿意承认。

 

什么是敦煌文化?它从来就不是定于一尊的,也不是拘泥一格的,而是历代行者从自然交往中融合了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亚文化、新疆文化,还有中原文化,冶炼成为有机一炉,展现各种缤纷的艺术面貌,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犹如一道彩虹,形成多元而统一的主题、风格和精神。这既是敦煌文化,也是中华文化,更是世界文明的遗产。今天讲民族文化,必须对内宽容,对外开放,因为当今世界没有定于一尊的民族文化,更没有理由关起大门来奢谈民族文化的。

 

敦煌文化更加坚定了我对传播学的一些浅见:如果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华人地区的传播研究必须从本文化出发,参酌西方式的理论,用严谨的论证方法,检验经验证据。中国学术传统的缺陷是不太谈知识论和方法论。中国人强调直觉的思考,常常把结论告诉你,却没有交代论证过程,有时候很难判断证据是否充分支持结论。西方的研究善用抽象概念,把很多具体现象提纲挈领的描述出来,第二是论证的过程,第三是靠经验的证据。

 

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地方经验”提升并联系到“全球理论”。这个全球理论不必然是西方的,而是代表各个重要学术社群不断对话、竞争、修正的辩证过程。要从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抽取出最有原创性的问题,寻找出内在理路,然后逐渐提升抽象层次,进而使用适当的西方理论,帮助我们勾勒或照明材料,活络思想,但不能跟它亦步亦趋。我不赞成抱住一个西方理论,在华人社会拼命再生产,丧失了主体性,只顾给西方理论写一个华人地区的注脚,实在无关痛痒。说得难听一点,那是“学术殖民”的借尸还魂。我必须强调,地方经验和理论会合时,理论必然有再造、选择、综合、批判的过程。万一现成的理论都不管用,那就是应该自己建造一个理论的时候了。当然,建造一个理论谈何容易?但只有等到我们能够提出有解释力的东西时,才能与西方平等对话。

 

在传播学史的脉络里,我想到早年芝加哥学派内部虽有分歧,但合起来却提供和哥伦比亚学派截然不同的视野。再如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取经不同,即使文化研究内部还分各种支流,但合起来就和美国主流研究分庭抗礼。好比一首悦耳或雄浑的交响乐,是由高低不同的音符和音调组成的。掌握这样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底蕴,才有跟人家对话的基础。这是我心目中华人传播学社群应该黾勉以赴的愿景。

 

处在世界传播学术的边缘,我们要像猫头鹰一样保持清醒:不但努力“知彼”,且要努力“知己”,齐头并进。一方面,不妨鼓励内部多元发展,和而不同;一方面,与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保持一种动态的交流,并转化成为研究“最切身”问题的理论资源;最后,希望华人文化圈的学术社群聚合起来,不断突破藩篱,为开拓世界传播研究的边界注入活力与创意。要有这种文化自觉与自信,要有这样深厚的学术业绩,才能补足西方的欠缺,真正做到东西方平等对话。为了攀登这个高远的境界,整个学术社群必须切实努力个几代,否则我们只能继续抱怨边缘的封闭落后,无法享受边缘的自由与智慧。这是敦煌学给我的启示。

 

敦煌保护神常书鸿先生遗像。 多友们与常嘉煌先生合影。这是党河冲刷的岩石峭壁,我们站立这块地方下面就是常先生开拓的现代石窟。远处依稀可见的是他为纪念父亲的露天壁画创作。
与常嘉煌先生在戈壁大漠(即其现代石窟所在)合影。 常嘉煌先生带领多友们参观并讲解现代石窟内的壁画创作。

 

 

 

 

李金铨 (香港城市大学)
2013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