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甘肃的“多友会”多彩多姿，最大的“意外”收获就是邂逅常嘉煌先生。我和常先生素昧平生，承湖北大学多友张萱博士和她的夫婿韩晗先生介绍，常先生二话不说，爽快答应要带我们参观他在敦煌开拓的现代石窟，这已是第一个惊喜。没想到他风尘仆仆，特地从敦煌飞到兰州大学的会场，以《艺术传承—敦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题，发表精彩的专题演讲，透过他的娓娓道来，我们对敦煌文物的今昔既感痛心又神往，这是第二个惊喜。更百般料不到，他会在敦煌山庄为多友们举办一个高规格的座谈会，这是第三个惊喜。以下是我在敦煌座谈会上的简短发言，姑且抛砖引玉。

莫高窟外观。	甘肃省博物馆陈列的佛像

（一）

上个月我去伦敦和都柏林开会，途中重读Niall Ferguson写的一本书，Empire，作者是苏格兰人，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写大英帝国兴衰史，分析剔透，通篇英式幽默，妙语如珠。他缕述英国如何从殖民爱尔兰下手，版图逐渐扩及中美洲、北美洲，接着征服印度以至于非洲大陆，造就了史无前例的“日不落国”，米字旗日夜飘扬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端的是十九世纪的第一霸权。在整个争霸的过程中，处处见到血淋淋的强取豪夺，以及对当地反抗的无情镇压。不料作者最后竞笔锋一转，声言英国帝国主义不比其他帝国主义残酷，还“把文明带给全世界”，不但英语成为世界语言，而且随着帝国的推展，输出了银行制度、普通法和代议政治，普及了基督教，扩散了自由的理念，恩泽遍及全人类。这个结论下得实在出人意表，我自己不服气，但又不敢说他全无道理。

香港回归时，我和同事们访问各国记者，出版一本书Global Media Spectacle。末代港督彭定康形容香港是“具有英国特色的中国人成功故事”，因为有英国提供了不起的鹰架，华人才能建造如此一座华宇殿堂。这样四两拨千斤，彷佛当年鸦片战争的罪恶微不足道了。英国报纸甚至说：“你们有今天，就是靠我们；等我们走了，你们回到原位。”脱殖是应有之义，然而看到回归后香港治理的纷乱，难道真给老英不幸而言中？

我因此联想到王圆箓道士：上个世纪初，他无意间发现敦煌石窟所藏一千年的经卷，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从他的手中偷回去“最多”的文物，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他的手中搬回去“最好”的文物，接着美国、日本和苏俄的探险家也来抢偷几把。等到常书鸿先生在法国霍然看到伯希和带回去的敦煌瑰宝图册，决定兼程返国，终其一生守护敦煌劫后的文物，不弃不离，凡五十年。如今常嘉煌先生抛弃一切，继承父亲的遗志，回到敦煌开拓现代石窟，实在令人感动。

我们怎么看待帝国主义掠夺敦煌文物？一方面，当然是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可恨那些失去的千年文物再也讨不回来了。大凡帝国主义的进程背后必有一文一武，一武是指船坚炮利，一文是指探险家和传教士，使臂出鞘，绝非揖让上下那样斯文尔雅。假如高唱“艺术无国界”，好东西放哪里都一样，然则为何伦敦和巴黎最好的东西不摆在北京？另一方面，话说回来，斯坦因和伯希和的确没有把文物吞为私藏，而是妥善保存在英法的博物馆里。要是没有王道士，要是没有斯坦因和伯希和把它们大批大批运回欧洲，这些文物在母国的命运会是如何？这是无解的谜。敦煌反正淹没六百年了，说不定继续躺在那里，国人懵然不知它的存在，也许给早就各级不肖官员和军阀加无知的商人农民卖的卖，烧的烧，破坏殆尽，谁知道？

这真是一个令人尴尬、无可奈何，乃至爱恨交加(ambivalent)的悖论。你骂王道士愚蠢、自私、罪魁祸首，怎么骂他都可以，也都无济于事。数百年来，中国国势积弱，不重视文化，不争气，这个“共业”岂是一个小小无名道士担待得起？

大会在兰州大学校园开幕，随后在敦煌开座谈会。

（二）

谁都知道我们在文化上要力争上游，但究竟应该怎么做起？我认为必须古与今密切接轨，继往而开来。昨天我们碰到一位敦煌姑娘，我们远从天边来看敦煌石窟，她近在眼前却从来没有去参观过，问其故，她说因为“不好看”。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古文物必须“活化”，不断赋予现代意义，让今人有“切己之感”，从而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否则，只一味束之高阁，那文物必是僵死的，和平常人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

谈到古今接轨，一方面要有深入的高端研究，一如敦煌研究院和各地专家学者所做的事；一方面要结合现代传播途径多做普及的功夫，例如周兵先生为中央电视台导演拍摄十集的《敦煌》纪录片就叫好又叫座。这种普及功夫不但功德无量，而且多多益善。如果前者是朱熹所说的“旧学商量加邃密”，后者就是“新知培养转深沉”了。 旧学和新知配合互动，共同把敦煌文化推向更高的台阶。

保存与发展两轨，缺一不可，但如何求取平衡？保护什么，如何保存？然后怎么回应时代的呼唤，在古文物的基础上取精用宏，辩证地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风格？这些都是文化学上的永恒课题。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今天的创作经得起时间淘汰的就是未来的经典遗产。常嘉煌先生的现代石窟是创造性的继承，虽然备受外界质疑，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有意义和有远见的尝试。有谓：“野鹤无粮天地宽”，当“非主流”没有什么不好，历史上的创新往往来自权力边缘，而不是墨守或复制权力中心的成规：相对于政治中心的长安和洛阳，敦煌只是天高皇帝远的驿站，正因为文化上或地理上都很边缘，所以能够以平等、自由、包容之心接受异族，也不跟随中原的改朝换代而毁于一旦。如今敦煌壁画巍巍发亮，长安和洛阳的壁画安在哉？

我衷心祝福常先生能够在有生之年逐步完成他的艺术“乌托邦”。

常嘉煌先生为多友举办“敦煌艺术传承座谈会”。本文即整理当时讲话而成。

（三）

从字义的演变来考察，communication 兼备三意：一是沟通，二是交通，三是传播。我们在敦煌活生生地见证了这三种意义：首先，敦煌壁画是历代行者在石窟里与佛菩萨虔诚的心灵“沟通”；其次，河西走廊是当年中西“交通”的动脉和文化交流的枢纽；第三，今天在场的“多闻雅集”朋友都是传播学者，如何发扬光大敦煌艺术，责无旁贷，而且必须牵涉到各种传播的面相。

中原“沙文主义者”总夸说汉文化博大精深，如何感化周边的夷狄之邦。这话对了一半。实地考察敦煌以后，我更加体会盛唐之所以成为盛唐，是因为它气度极恢宏，眼界极开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吸收各种不同文化的优点，从不固步自封，更不是以中原立场鄙夷天下的。我终于明白，许多视为当然的几十种日常植物、果蔬（如西瓜、荔枝）、药材(如雄黄、沉香、麝香)，甚至面条、拉面原来都不是固有的，而是从西域传入的，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大汉沙文主义者”算起账来，只会计较“出”，而忘记“入”。日本在唐代固然向中国学习文化，他们自己也承认；但中国人近世纪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日本输入的现代名词、观念、制度，我们不是浑然无知，就是不愿意承认。

什么是敦煌文化？它从来就不是定于一尊的，也不是拘泥一格的，而是历代行者从自然交往中融合了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亚文化、新疆文化，还有中原文化，冶炼成为有机一炉，展现各种缤纷的艺术面貌，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犹如一道彩虹，形成多元而统一的主题、风格和精神。这既是敦煌文化，也是中华文化，更是世界文明的遗产。今天讲民族文化，必须对内宽容，对外开放，因为当今世界没有定于一尊的民族文化，更没有理由关起大门来奢谈民族文化的。

敦煌文化更加坚定了我对传播学的一些浅见：如果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华人地区的传播研究必须从本文化出发，参酌西方式的理论，用严谨的论证方法，检验经验证据。中国学术传统的缺陷是不太谈知识论和方法论。中国人强调直觉的思考，常常把结论告诉你，却没有交代论证过程，有时候很难判断证据是否充分支持结论。西方的研究善用抽象概念，把很多具体现象提纲挈领的描述出来，第二是论证的过程，第三是靠经验的证据。

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地方经验”提升并联系到“全球理论”。这个全球理论不必然是西方的，而是代表各个重要学术社群不断对话、竞争、修正的辩证过程。要从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抽取出最有原创性的问题，寻找出内在理路，然后逐渐提升抽象层次，进而使用适当的西方理论，帮助我们勾勒或照明材料，活络思想，但不能跟它亦步亦趋。我不赞成抱住一个西方理论，在华人社会拼命再生产，丧失了主体性，只顾给西方理论写一个华人地区的注脚，实在无关痛痒。说得难听一点，那是“学术殖民”的借尸还魂。我必须强调，地方经验和理论会合时，理论必然有再造、选择、综合、批判的过程。万一现成的理论都不管用，那就是应该自己建造一个理论的时候了。当然，建造一个理论谈何容易？但只有等到我们能够提出有解释力的东西时，才能与西方平等对话。

在传播学史的脉络里，我想到早年芝加哥学派内部虽有分歧，但合起来却提供和哥伦比亚学派截然不同的视野。再如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取经不同，即使文化研究内部还分各种支流，但合起来就和美国主流研究分庭抗礼。好比一首悦耳或雄浑的交响乐，是由高低不同的音符和音调组成的。掌握这样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底蕴，才有跟人家对话的基础。这是我心目中华人传播学社群应该黾勉以赴的愿景。

处在世界传播学术的边缘，我们要像猫头鹰一样保持清醒：不但努力“知彼”，且要努力“知己”，齐头并进。一方面，不妨鼓励内部多元发展，和而不同；一方面，与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保持一种动态的交流，并转化成为研究“最切身”问题的理论资源；最后，希望华人文化圈的学术社群聚合起来，不断突破藩篱，为开拓世界传播研究的边界注入活力与创意。要有这种文化自觉与自信，要有这样深厚的学术业绩，才能补足西方的欠缺，真正做到东西方平等对话。为了攀登这个高远的境界，整个学术社群必须切实努力个几代，否则我们只能继续抱怨边缘的封闭落后，无法享受边缘的自由与智慧。这是敦煌学给我的启示。

敦煌保护神常书鸿先生遗像。	多友们与常嘉煌先生合影。这是党河冲刷的岩石峭壁，我们站立这块地方下面就是常先生开拓的现代石窟。远处依稀可见的是他为纪念父亲的露天壁画创作。
与常嘉煌先生在戈壁大漠（即其现代石窟所在）合影。	常嘉煌先生带领多友们参观并讲解现代石窟内的壁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