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月，未及仔細體味，便倏忽而過。這三十天在熙熙攘攘的日常生命流中，像一個小小間隔符。雖然不長，卻讓人從數年如一日的瑣碎中抽身而出，重溫集體學習生活的快樂。回想歷歷，思緒良多，卻難屬之成篇，只得些片斷，記此難忘南國遊學之行。

城大
在城大生活一月，才慢慢體會到所謂“城大”之“城”，除了指香港城外，更確切的恐怕是“又一城”。平日從女青雅舍住所到辦公室必經此商場，乘坐地鐵，更是直接從商店間出入。在城大就讀博士的人大畢業生陸亨說，城大與人大最像的就是都挨著一座大商場。但是人大與當代商城只是隔街相望，基本可以做到老死不相往來；在城大，如果不是一段不長的地下隧道，大學和商場簡直就難分彼此。

穿行的時間長了，漸漸有點領悟。前段宣傳部“走轉改”運動中貢獻了個流行政治詞彙“接地氣”，依我看，又一城商場才是真正接香港商業文化“地氣”的場所。鎮日出入商品琳琅奪目處，正可感受科技與時尚的前沿，從中體會市場需求的複雜與多樣，耳濡目染被迫面對消費文化的意識形態。姑且不論這種浸潤的效果是好是壞，至少這種氛圍成功地讓學子不再局限在象牙塔，思考自己今日所學與社會的關係。哪怕這種關係只被限制在消費這一維度之上，它至少提供了一個反躬自省的機會。

然而令人驚歎的是，儘管如此，在制度的約束下，大學仍在努力地與商業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這種張力使得兩種邏輯在這所大學裡矛盾地共存，相互制約。比如在媒體與傳播系就可感受到，為了爭奪生源，學校會花費鉅資修建大樓和各種實驗室與演播室。何舟老師向我們展示他的各種“新玩具”時豪氣萬千，這種大手筆讓內地的學校自歎弗如。不得不承認，這裡學費雖貴，單從硬體來看，的確物有所值。

難得的是，這些投資不菲的實驗室卻保持了相當的非盈利色彩。這與內地高校目前一面倒的“服務”社會、“服務”政府的導向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參觀中，不止一次聽到一種說法：在財務制度約束下，與商業機構合作掙的錢既不好拿、也不好花。投資千萬的演播室與校外機構的任何合作必須要以學生受惠為首要考慮因素，即便合作機構支付報酬，也僅限於學生的工資而不得與院系發生財務關係。在此邏輯下，實驗室也不得不以學術研究和公共服務為主業，避免成為純粹的商業諮詢服務機構。教師也犯不著為這點錢喪失大好前（錢）程。相比之下，國內新聞院系的演播室純粹出租商用，研究所變成“招搖撞騙”的專案公司或培訓機構，公共性則完全被拋諸腦後。國內大學國際化目前還僅僅在皮相上，對於如何保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與超然性，肉食者似乎還不屑于談及，甚至根本還無認同感。所以不僅是硬體，僅從制度和文化上看，我們與香港學校的差距要比想像得大。

遊學
在古人求學研習的記載裡，經常會看到“游於某地”或“與某某遊”的字句。可惜在社會麥當勞化之後，古人這種以人為中心的全面學習方式已被現代以知識為中心的課程學習方式取代。在我看來，金銓老師創造的這種訪學模式，似有意在恢復這種古風。

記得週末在參加學者登山隊太平山之旅的途中，前校長張信剛教授曾說，你們這趟從李老師那裡學的東西可能要比課堂上的多。這句話令我心有戚戚焉。儘管訪學一月並不能完整地聽完一個課程，但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在課堂之外與諸位師友的交流給人的啟發是全方位的。

金銓老師伉儷與我們兩次出遊，一次九龍城，一次太平山，一路上總是能聽到各處的文化典故，堪稱流動課堂。在九龍城寨，金銓老師的講解讓我們從一側面瞭解香港回歸的下層心態史，似乎貫徹了他所宣導的在歷史脈絡中理解文本的要旨。在看了博物館裡精心整理和展示的各種九龍城寨的資料後，我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什麼一方面要在物理上將其消滅，一方面又要在文化上建構鄉愁式的懷念？文化的邏輯如何與現代化的邏輯相統一？九龍城寨異托邦的製造是否是在為拆除（及促使這一行動的“一國”體制）的正當性做背書？

太平山之旅正逢大霧，在氤氳中俯看山下港島，把旅行與想像的關係發揮到極致。收穫更大的則是一路上聽到了不少金銓老師關於美國傳播學早期研究傳統的見解與不少洋儒林的逸事，同時也學到了不少治學門徑。更令人期待的是，每次出行不僅精神上豐收，同時還能滿足口腹之欲。九龍塘的黃珍珍泰國菜館和地茂甜品店讓人回味無窮，SOHO附近的法國菜館更是物美價廉。盡興後，各位資深學者還一本正經地實行科學化管理，對本次行程安排和午餐打分統計，更是讓人絕倒。

城大媒體與傳播系的其他學者也在課堂之外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祝建華老師不僅學問好，那種敢於跨界探索，跳出本專業的窠臼批判性地審視其危機的精神讓人欽佩。有一天因為大雨和我們幾位訪問學者一起被困傳媒創意大樓一樓大廳無法回家，便和大家一起海闊天空地神侃，雨中清談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何舟老師則永遠讓人感覺精力旺盛，讓學生拍片也堅決不走小資和小清新路線，只瞄準國家級電視臺才會考慮的宏大的題材，《辛亥一百年》、《廉政公署》這樣的題目怎麼看也不像是學生作業的選題。何老師對傳媒技術的狂熱與敏感更讓同行各位大開眼界，說起9.1聲道、4K畫面和3D拍攝時兩眼放光，就在講座中間還邀請我們參觀了系裡新購的航拍直升機設備的試飛。有這樣既精通業務又懂技術的老師坐鎮，真是學生的幸運。沈菲老師則是與我們接觸得最多的青年教師，任勞任怨，踏實負責，在這一代人中已屬少見。

同行幾位老師的友誼也是此次遊學的重要收穫。之前也參加過其他集體訪問或學習項目，我似乎總是年齡最小的那個。這次卻突然發現，在同行9位老師之中，我竟已屆年齡最長的梯隊，頓時生出一種即將成為死在沙灘上的前浪的感覺。在往返系裡與宿舍的路上和結伴出行的路上，在辦公室或宿舍的閒談之中，無時無刻不在收穫知識。充滿靈氣的錢進對如何尋找和管理研究資料有一套系統的方法，在借助新技術管理知識方面讓我大開眼界。鵬程成熟穩重，樂於助人，安排各項集體活動，井井有條，頗有大將之風。曉程謙虛上進，單純如清澈的小溪，一個月以來為博士論文的題目糾結不已，希望他最終能找到一個值得託付終生的好題目。與之形成對比的山冰則沉靜內斂，頗有主見。這一隊人常常浩浩蕩蕩，逛藝術館、商城，遊西貢、離島吃海鮮，給香港的遊學生活帶來諸多樂趣。

新界
算了一下，來香港一月，前後竟出入海關五次（四次廣州，一次澳門），在此種“關鍵過渡點”上對“一國兩制”有了切身體會。

來港時正逢3月1日，香港奶粉禁購令實施第一天。入關時便覺氣氛緊張，滾動屏和大幅招貼全是關於此，通知中那個“24小時首次出入”的提法讓人捉摸半天仍不得要旨，搞不清是翻譯的問題還是漢語就不善表達此種嚴密意義。晚上看新聞報導，當天果然有不少試法者落網，激起網上一片熱議。但對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體驗還不是奶粉，而是書——誰讓咱是知識搬運工呢？

到了香港，書價雖貴，但仍擋不住誘惑，幾天時間便積了一摞，再加之去深大時何道寬老師贈了一套新出的伊尼斯著作，眼看小箱子已經無法勝任。為了減輕負擔，便動了將書帶到廣州寄回家的念頭。仗著對福田關口還算熟悉，沒做任何風險分擔，便把一包書放在拉杆箱拖著過關。誰知當天中國海關突然如臨大敵，安檢的小姑娘大喊一聲“有一包書”，毫不猶豫將我攔下開箱檢查，挑出幾本“中國不宜”讀物。一位中年女幹部聞聲而來，重新一本一本地仔細翻看，不僅沒有抬高槍口，反而又校正了一下瞄準鏡，在被扣書中又加上了幾本。仔細觀察，發現她採用的是和網路防火牆相似的演算法。只要封面和扉頁出現文革、毛澤東之類敏感詞彙，不論內容如何，一概扣下，裡面的真正內容如何，她並不關心（有一本書因書名樸實，逃過一劫）。這些書裡還真沒有政治秘辛之類的禁書，全是嚴肅的學術研究著作。我向她出示身份證，說明我是高校老師，這些書是研究使用。她理直氣壯地教育我：“我不管什麼研究不研究。我們實行的是一國兩制，你在那邊隨便看，但到這邊看就不行。給你扣下，回來可以再取已經是從寬處理，再囉嗦就直接沒收！”秀才遇到女幹部，更是有理說不清。這一幕給旁觀的曉程留下嚴重心理創傷，以致後來連幫人帶個iPad mini過關都提心吊膽。

後來向人說起此事，都覺不可思議。此前我來香港帶書回去，也從未有過類似經歷。在領物品時一個健談的海關工作人員推測可能是當天有領導在場，當班者急於表現。也有人聯想可能是兩會閉幕或者是間歇性的打擊水貨客等莫明其妙的理由。但無論如何，女幹部理直氣壯的那篇關於一國兩制的宏論在我腦中始終揮之不去。一個並未有意識形態管理任務的公務員會如此主動地進行內容審查，並且能夠對言論自由這一基本價值如此不屑，令人頗感意外。儘管這不過是官僚體制中最平常不過的平庸的惡，但我仍忍不住猜想，如果她有小孩，大概正在讀高小或初中，她在向下一代解釋“一國兩制”時是否會說同樣的話？當然，也許在教育中她會採取截然不同的話語方式和價值觀，甚至期望小孩到香港或國外讀書。這樣的分裂與偽善才更讓人悲哀。正是千千萬萬這樣異常而普通的人構成了這個制度。在微博中我感歎道：“這樣敬業的同志才堪稱共和國的脊樑。”聯想起訪學一月來的所見所聞，兩制之間的界線與分歧不僅未逐漸消失，反而正在變得更清晰。內地不是通過彌補差距來消除分歧，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反而希望通過同化對方來消除差距，分歧增大勢屬必然。我的遭遇雖屬偶然，但仔細想來亦有必然性，至少說明在某些基本價值觀方面仍未改觀。舊界未弭，新界又起，未來會向何處去？

故事的結局總算有些亮色。晚上返港時交了4.5元保管費，等了許久，從倉庫拿回了扣下的書。第二周賊心不死，又揹著這包書和錢進一起從羅湖過關。這次嚴格得連背包也要過X光機，氣氛更是異常緊張。當我的包過去時，一個安檢人員小聲嘟囔了一句：“又一是包書。”聽得我心裡一沉，暗自後悔此行又是自投羅網。可是幾個爺們無精打采地坐在那裡，似乎在忙著關注別的事，再無下文。我如釋重負，取了背包迅速逃離。一邊走一邊感慨，將槍口抬高一公分的好人還是存在的——如果不是過度闡釋的話。

多友参加登山行，這是一個國際化的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