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个城市，较简便的方式是探索那里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

——加缪

一

小儿在，不远游。

城大传播系的访学机会之于我来之不易——我应该是历届“多友”中唯一没有博士学位的，所以备加珍惜，所以2013年3月底毅然暂别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和太太，踏上前往香港的旅程。

为了探望在番禺打工的兄长，特意选择了借道南中国。

3月29日，一个周五，从北京飞抵广州，当日下午四点左右匆匆赶往南方报业。先是拜访《南方周末》现任常务副主编陈明洋，在他办公室偶遇被该报团人事处辞退的审读员曾礼先生，微博ID为“六十不惑2世”的老人家后来还在微博上为我纠错，称我将他的名字错成了“曾理”。

在年初《南方周末》同行对广东宣传主管部门肆意管制的公开抗议中，曾礼先生“良心发现”并公开声援《南方周末》，我对他的挺身而出至为感佩，但见到他时我并不认识他，仅仅时隔几天，他在清明节回乡扫墓时抑郁而死。南方报业资深记者关军后来写了篇“审读员之死”，我在曾老生前只见过他一面，这也是最后一面，只是无缘寒暄，生死就是这样诡异。

上一次来南方报业还是12年前的2001年大一暑假，来《南方周末》“朝圣”，只记得当时宴请我的记者在采访远遁加拿大“避难”的赖昌星离开之后的厦门（前年在香港见到这位同行，他却不记得采写过关于赖昌星的报道）；十年过去，赖昌星已于2011年7月23日在加拿大警察的押送下遣返中国，想来背后充满各种博弈吧。

12年后，南方报业建起了气派的新大楼，一楼大堂开设了根据其门牌号命名的“289时光”咖啡厅。在新楼见完陈明洋，又去旧楼见刚刚开完会的《南方周末》前主编、现任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老师。江老师中山大学77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中，刚刚卸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陈平原教授和执教耶鲁的苏炜先生，我有所联系，但她却是第一次联系，也第一次知道她的先生也是同班同学的吴承学教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治古代文学。

江老师1996年至2000年1月执掌《南方周末》时，其实我还在上高中，但鼎盛时期的《南方周末》形塑了我最初对“理想报纸”的全部想象，记得2000年夏天上大学以后，从武汉回老家买不到《南方周末》时，我还会托在武汉的朋友帮忙买。2004年本科毕业时，我一度渴望写一篇毕业论文《当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与1990年代中后期〈南方周末〉的关系》（彼时，“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像八九年后这样被严重污名化），翻寻旧报时还寻思着做一番量化研究。可惜，这篇论文后来因故搁浅，只有有一天真正写完它才可以一解心中“永远的痛”吧。

与江艺平老师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忠实读者”的身份是最有力的自我介绍——之前短信约见江老师并没有半点生疏和隔膜，见面后更是感动于她的爽朗、平和、睿智。

3月30日冒雨去番禺看望我哥，这是绕道广州最重要的目的，哥哥比我聪明，对时事自有一番见解，但他没能接受高等教育，他这些年工作的变动也折射着这个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只要我哥还在辛苦地谋生，我就不会相信媒体上渲染的虚假繁荣和“中国模式”那一套。对哥哥我总有些愧疚，总觉得如果他当年不是因为叛逆和贪玩而没上大学，他现在肯定比我有成绩。好在，他现在的薪水还过得去，也有很强的自学能力。

30日傍晚在瓢泼大雨和漆黑天色中赶回广州市区，与《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老会面。数月前拜读左方老在腾讯网上的口述回忆录，写过一点读后感，也写过一次信给他，他的回信居然手写了五六页，一身老派文人风范。途径广州，我只是试着电话问候一下左方老，以弥补没有回信他的歉疚，不想老前辈执意相见，还以《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南方周末〉老主编左方口述个人历史》打印本签名相赠。79岁高龄的左方老精力过人，手略发抖，抽了足足六支烟，从傍晚五点多谈到晚上七点多，我们又“转战”附近一家粤菜馆谈到晚上九点多。

四个多小时的畅谈到末尾，我不时看看手机时间，深怕老人太过兴奋以致体力不支，但左方老还是精力充沛地给我讲述他这一生：“少年时期，立志成为保尔·柯察金式的钢铁战士”，“青年时期，投笔从戎成为一个保家卫国的热血军人”，“中年时期，追求在中国实现巴黎公社原则的有梦造反者”，“壮年时期，是个倡导民主与科学启蒙的报人”，“老年时期，是个读经论道满怀忧患意识的老人”。

左方老的功业，我在腾讯版的口述实录中已略知一二，但他的现场讲述，让我收获了更多细节。1998年10月，左方老在有关方面的压力下，结束了退休后四年的返聘生活，正式结束长达36年的报人生涯。正式退休近15年来，这位老人并没有停止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命运与前途的关切与思考，他在晚年形成了“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提法，他有五大忧虑：社会信任的完全丧失；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的膨胀；野心家、阴谋家的再度出现；全民族的失忆、失聪、失语，将人民的心灵关进囚笼，以恐惧笼罩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革命的再度出现。

护卫左方老回家的路上，他谢绝我的搀扶，健步如飞。逗留广州的这两天真是让人知足和感激，晚辈如我何德何能，让几位师长抽出几个小时与我晤面。能力有限，我自告奋勇，答应回北京后帮左方老的口述回忆录寻找有勇气有担当的出版方，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愚人节，与深圳《晶报》前评论部主编李鸿文、《凤凰周刊》创刊主编邓康延和师兄闻正兵愉快地共进午餐后，我就心满意足地坐火车、换地铁去往香港了。

二

前两年受香港贸发局之邀，来采访过两次香港书展，都是住在湾仔那边比较商务的酒店，逗留也都不超过一周。所以，整整一个月的四月访学，让我有机会更切身更细致地了解一个真实的香港——我不担心不羞愧于自己像一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反而要努力成为一个刘姥姥，希望自己通过“用脚丈量”多了解一些关于本地的地方性知识。

4月1日下午从九龙塘地铁站出来步行到系里安排的旅馆“女青雅舍”，“雅舍”一词和香港媒体报道或公文中喜欢用的“是次”以及公交车上的下车提示“落车扬铃”等用词，都保留着一丝古意。

去旅馆路上，印象较深的有步行的修女和低密度的精致屋宇。次日的接风晚宴后，我们一行被李金铨教授（我总不习惯叫他的英文名字CC）送回旅馆，听说又一村、又一居一带豪宅的最低价格是2200万元港币起，还不是一般的中产阶级能住得起的；后来获悉凤凰卫视一位女主播住在我们旅馆附近两分钟路程的小区里，更是强化了这一带“富人区”的印象（当然又不及清水湾那样的顶级富人区）。

数日安顿好了后开始晨跑，几乎用脚将海棠路、紫藤路、牡丹路、高槐路、丹桂路和玫瑰街等街道丈量了个遍，起先很少发现晨跑者，偶见遛狗的年轻人，猜测富人们大概是去会所里健身吧。过了几天晨跑时误打误撞地跑进达之路尽头的花墟公园，才发现比较多的平民晨练者；再往旺角球场周边探索，又去了附近的花鸟市场，居然发现北京人一样的遛鸟者，有次还花了12元港币带了盆秋海棠回旅馆。

旅馆周边诗意盎然的街道名字让我这样一个异乡懒人重拾晨跑兴致，觉得香港人的市政地理命名也有很浪漫的一面嘛，后来查维基百科才知道：我们所在的又一村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深水埗区，在传统上又属于九龙塘的一部分；九龙塘在1920年代即已发展为低密度住宅区，曾为荒地的又一村一带在“二战”后开始兴建花园别墅区，姜糖大王余达之曾担任又一村建设有限公司主席并在此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后担任过市政局议员，所以过世之后，其名字被人们用来命名通往又一村的必经之路——区内道路多以花卉名字命名，正是因为达之先生生前喜欢花卉。

晨跑时经过的邮局附近的又一村花园是太古地产1980年代的作品，我们去城大校区时几乎天天穿梭而过的大型商场“又一城”则是太古地产1998年开发而成的。地产业因其暴利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都以负面形象为主，我对两地的商业地产缺少了解，但直接观感上，太古地产在北京开发的三里屯Village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区域——就因为它低密度，缺少视觉压迫——去年春天有幸访问有“建筑界的毕加索”美誉的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位于香港山顶司徒拔道53号的“OPUS HK”项目，正是他与太古地产合作的在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高档住宅项目。

地少人多，富人住得宽敞、舒适，就意味着穷人住得逼仄、紧张，“女青雅舍”背后南山邨一带的政府公屋（廉租房）就提醒着我，这座城市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香港人崇拜各种财富故事和成功故事——不过，哪里都有穷人而且哪里都是穷人居多，好在香港政府还提供基本的住房保障，让贫苦阶层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卑微梦想。晨跑时，我在丹桂路上那面积异常狭小的又一村公园遇见过一对1970年代从北京移民来的老夫妇，老爷爷据说是清华毕业生，老奶奶从着装上也能看出并不高的经济地位。这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香港活跃的青年学者周保松博士在《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中的回忆：“深水埗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发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转一圈，什么口音都可以听到。”

住宿之外，吃的方面我也闹过不少笑话。初抵九龙塘当晚，在海棠路路口惠康超市对面的餐厅吃过一次晚饭，八九十港币的消费让人觉得还真不便宜。后来免不了去超市屯些方便面回来，可本地的方便面居然不附送塑料餐具，环保是环保，害得我只能将杯装快餐面杯口的塑料纸盖卷起来当筷子；后来买韩国快餐面，才又有了塑料餐具。

城大食堂和旅馆附近平民茶餐厅人均二三十港币的午餐，倒是符合我们的消费水准。“彩龙大酒楼”是旅馆附近最大的餐厅，有次众“多友”错过了平价的“冰峰茶餐厅”的晚餐，又没发现斜对面“南邨商场”那些平价餐饮摊档，居然在“彩龙大酒楼”门口犹豫了很久，鼓足勇气进去，AA制晚餐后才发现人均消费不过70元港币。如果是在我们各自居住的城市，这种消费水准的餐厅我们肯定完全不用考虑就迈步进去了。可初来乍到，我们居然犹豫了那么久，担心AA制后增加同行者的经济负担。

实地体察也可以破除关于“文明”的各种先入为主的想象。

“冰峰茶餐厅”每天傍晚六点半就打烊了，一开始我们还羡慕本地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劳工保护机制，以为是餐厅的工人们忙到傍晚六点半就要回家休息啦。后来向餐厅打听，对方在点菜单上写出了“人口老化”几个字，原来南山邨贫民区的人口结构严重老化，傍晚六点多以后就很少人来餐厅用餐了。

偶尔去“冰峰茶餐厅”附近的报亭买份《明报》，发现会赠送一小包餐巾纸，这点小恩小惠对勤俭节约的老人们还是有吸引力的。旅港期间，发现香港有“五多”：幼儿园多，公园多，教堂多，钟点房多，养老院多。许鞍华女士执导的电影《桃姐》去年上映，对香港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也有动人叙述；也是去年，香港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发表报告，预计香港人口将面临老化和人力供求失衡——战后1950年代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士如今多已临界退休，总劳动人口预计在2020年后开始减少，到2029年时仅为349万人，届时每名在职人口需抚养1.25个非劳动人口。

访学期间，一大收获是见证了码头工人的罢工运动。4月6日在旺角东地铁附近的新世界商场门口，为募捐的工友们捐过几十元，要知道那时我们每吃一顿饭都还是很节约的哦。微博上，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金铨师的昔日弟子邱林川博士曾转发过工友们给李嘉诚的抗议信，我一度还嘲笑他们“跪着罢工”，因为措辞中竟有这样的字句——“我们希望您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关注工人的处境与诉求”，邱博士解释说即使是罢工即使是和资本家谈判也要用语文明（大意）。

4月21日去拜访港大建筑系朋友的新家，晚上回旅馆时特意坐了双层电车看看夜景，得在中环换地铁，但我不确定哪一站是中环，看到一家公司门口聚集了不少罢工工人就提前下车了，原来这里就是李嘉诚长江实业集团的总部。再一次捐款，不能不感动于工友们的达观、幽默：政治团体“左翼21”的旗帜迎风摇曳，工友们自己发电，跟着iPad上的歌词唱张学友和Beyond，还有工友掰手腕助兴；很有喜感的是，工友们将李嘉诚的头像贴在了一张“寻人启事”上，嘲讽资本家的拒不见面。围观时，一位大哥和我寒暄，得知我从北京来，主题先行地问我：“北京应该很繁荣吧？但这繁荣的背后……”第二天读从港大那位朋友家带回来的《阳光时务周刊》，才知道和我搭讪的这位中年是痴迷陈寅恪、余英时的码头工人领袖“白头贤”。

平心而论，当时我还不看好码头工人的抗争结果，以为更多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不相识的邱博士在微博上回复说——弱者抗争，失败是常态，成功是意外。离港前，与一位先后服务于《亚洲周刊》和香港卫视的杭州女生下午茶，她居然是邱博士的硕士研究生，她说邱老师刚从美国南加州大学读完博士回香港时还没今天这么激进和介入。这位朋友告诉我，工友们已经募集到了近700万元港币，几乎每个香港人捐了一港币。朋友带我在旺角选购电子产品，主动放弃“丰泽电器”而选了“百脑汇”，就因为前者是李嘉诚家开的。

回京后，喜闻持续40天的码头工潮终于在5月初告一段落，在四家外判商向港府书面确认9.8%的加薪方案后，工人们开会投票决定接受这一回应并与资方商讨复工时间。劳工万岁啊，不知道“白头贤”是否还记得那个因嗓子沙哑而无法现场声援他们的北京客。

三

来港前，我提醒自己少和学者、文本接触，宁可多实地走走，但既为访学，当然少不了与本地学者接触。此次访学的最大收获，当然是与香港老中青几代学者、学子的交流，尤其是我的问学对象不限于城大一校。

金铨师的博学、热情、活泛给我留下至深印象。他与嘉琪师母育有一双儿女，“得一‘好’字”，大儿子和小女儿在他们的宽松信任的教育下都在美国事业有成，真是让我羡慕。

4月6日，金铨师与其“贤内助”嘉琪师母携众“多友”游九龙寨城（亦称“九龙城寨”）历史公园。九龙城寨是香港殖民地时期位于如今九龙城内的一座由居民独立自治的围城，是当时中国、英国和香港“三不管”的区域。很早就买过北大法学院强世功教授的作品《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三联书店，2010年；牛津版为《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2008年），作者2003年至2007年被借调到中联办做研究，在关于港英时期香港政治体制的各种学术描述中，他比较倾向于金耀基先生的“行政吸纳政治”说，即港英政府通过开放行政管理体制的方式将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吸纳进行政系统中来。

《中国香港》一书中恰好有一篇《九龙城寨与香港大学》，强世功教授认为，清朝政府之所以在给英国的租借地中保留九龙城这一小块地方，是有鉴于九龙城寨于大清南疆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中英和平相处的岁月中，九龙城最突出的作用恐怕在于清剿海盗”；19世纪后半段，“（保留九龙城归中国人治理）这种做法在于通过这些据点标志中国对整个租界的主权，有助于租约届满收回租界。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策略可谓用心良苦，但真正能够保证主权的依然是国家实力。”

据强世功教授考证，港英政府主动撤出九龙城寨大约是在港督卢押（Frederick Lugard）任上，“此公是大英帝国担任殖民地总督中最具眼光的政治家之一，不仅著有阐述殖民治理精髓的专著，而且就在港英政府撤出九龙城寨前后，创办了香港大学”；在这位左派学者看来，由于九龙城寨属于“三不管”地带，自然被黑社会所把持，很快成为色情、赌博和毒品的聚集地，一切与人类美好追求相背离的东西都聚集到这里，“于是，香港社会自然形成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就是港大、中大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类文明最高成就和价值追求，另一个就是九龙城寨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类文明中最堕落的内容”，“而在这种生活方式的背后，不言而喻隐含着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强烈对比。香港华人究竟应当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哪一种文明，选择哪一种文化认同，在港英政府提供的两个活生生的文明标本面前一清二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儒家复兴的儒学远离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只能变成港大、中大以及英国和美国的英文大学中的文化点缀。”

金铨师与嘉琪师母带我们逛完九龙城寨公园，又领我们去享用了正宗泰餐和地道甜品，在物美价廉的连锁店“价真栈”附近又看到沿街一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革命标语遗迹。这样的语词，在高度发达的工商社会里确实有些魔幻，不知是否收入系里张赞国教授领衔编著的那本《涂鸦香港：公共空间、政治与全球化》中。

执教城大的著名学者中，我最早认识的其实是该校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张隆溪先生，2004年本科毕业前在母校听过他演讲，记得他和钱锺书、王元化等前辈学人有深交，王元化先生去世时我还电话访问过他。先后往访城大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和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主任张隆溪教授，发现他们各自所在的机构的装饰风格都很有传统中国的意境，都有自成一格的当代书家留下的墨宝。

虽系初次见面，但郑培凯教授热情地以新书《吹笛到天明》和《树倒猢狲散》相赠。备感开心的是，这次见面纯属礼节性拜访，并不是因为所谓“专访”的功利目的，我反而能兴之所至地问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城大有本地学生一开始拒斥中国文化中心的通识教育和中华传统文化，声称只坚守香港本土文化，但郑教授告诫这些学生，面对“中心”和学校提供的了解中国文化的各种可能性和机会，“学生有选择的权力，但没有无知的权利”——教育意味着祛除蒙昧，多元知识之上才能谈自由选择。

4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张隆溪教授与金铨师等领着我们去石壁水塘行山（“行山”又是比我们的“爬山”更有古意的词），山友中有此前通过邮件的浸会大学中文系的明清文学专家张宏生教授——来港前，我密切关注过杰出青年学者张晖的英年早逝以及由此引发的青年学者的生存状态问题，而张宏生教授正是张晖当年在南京大学首届文科强化班的导师，他4月6日在《南方周末》上悼念张晖的文章《斯人虽去，声光永存》我是后来才读到的——张宏生教授的加入，让我格外意识到周末行山是一种多么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张隆溪教授带领我们用各自方言朗诵柳宗元的《零陵春望》以及他和比较文学名家锺玲教授、张宏生教授的诗词唱和，多少有些精英意味，那么健康的体魄和愉悦的精神对任何人都是重要的，哪怕你根本不从事学术研究。

这次行山，缺了刚从上海开完会回来尚在休整的城大前校长张信刚先生，其夫人、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周敏民女士倒参加了，也是热情的前辈。

我关注香港自晚清以降的几代“南来文人”群体，对常结伴行山的香港学者这个松散的“文人集团”自然格外有兴趣——除了张隆溪、张宏生等来自内地的学者外，山友中大多数是去美国读完博士并留美执教、后又回港发展（金铨师则数次往返于美国和香港）、退休后拟回台湾养老的台湾学者或有台湾背景的学者。

在4月28日《明报》副刊的专栏文章《瘟疫之后》中，张信刚先生专门用了一节“阳光灿烂的日子”来回顾这个有十年历史的“行山团”——2003年初春，非典（沙士）肆虐香港，为打破这种沉闷，这年4月18日，张校长和敏民老师驾车，载着李金铨、张隆溪和郑培凯等几位教授去嘉道理农场行山。随后，“行山团”正式成立，由郑培凯教授担任领队，在每年10月到次年4月的每个星期日去行山，“然后去一间餐馆大吃一顿”——我们这次行山后吃的是土耳其餐厅（餐厅老板早已熟悉这群学者的口味），“‘行山团’的所有创始团员都觉得十年来体力不但没有因为年龄增长而退减，反而比十年前更好。这实在是拜沙士之赐，‘祸兮福所倚’，正是如此。”

再过若干年，后来者研究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香港华人学术社群，应该会有人研究张信刚、郑培凯等学人领衔的上述“行山团”乃至更广阔范围的“旅港台湾学人”群体——这个群体没有内地学术社群中常见的文人相轻、勾心斗角；我很佩服张信刚先生在校长任上能成功说服郑培凯和张隆溪教授放弃美国名校的稳定教职和优渥条件（金铨师先在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讲座教授，回美国以后又被他“挖”到城大），他退休后并没有“人走茶凉”，这些来自不同学校的学术精英们实现着资讯上的互通有无，共同构筑着一个温暖、开放、包容的精神共同体——他们身上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华人学者回报华人社群的家国情怀，在香港他们也不是一点寂寞都没有吧。

数年前在北京有过一面之晤的锺玲教授也是“行山团”资深成员，她去年从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任上卸任后，去岭南大学中文系客座一学期，她主持浸会大学文学院、创立国际作家工作坊和“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的行政经验是我关心的。在锺玲教授回浸会演讲“台湾文学的人道主义”时有幸得以旁听，也偶遇在那里访问的台湾作家苏伟贞，后来还有机会和新锐小说家葛亮博士畅谈数小时，让我把这位金陵才子不仅仅当作一个公众人物。临走前，还远赴岭南大学专访过锺玲教授，有机会坐地铁路过“深水埗”、“天水围”这些香港影视剧中的底层街区。

香港中文大学也是我访学期间造访的重点，第一次是去“朝圣”大名鼎鼎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立体感知熊景明老师二十余年来筚路蓝缕守护“中心”的历程，更知晓她前些年参与发起“校园环境保护联盟”并保住几十棵古树的“传奇”；第二次去，是拜访前辈学者陈方正先生与青年学者樊善标教授、周保松博士，陈先生建议我找准一个近现代史人物，先从五六千字的小文章写起，再写一两万字的长文章，最后再写成十来万字的书——这一研究和写作策略，给我醍醐灌顶之感；三赴吐露港畔，是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北岛先生的夫人甘琦女士会面，她也是金铨师《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的出版人，因为有对出版的共同热爱，所以完全不顾尊卑长幼地畅谈了两个多小时，还约着7月中旬香港书展期间再见。

囿于时间有限、访学尾期因讲话过多而失声并感冒（去校医务处看西医、听不懂粤语叫号也被我当成“收获”），没能去港大社会学系拜会成果丰硕的徐建华博士，也没能去风景如画的科技大学拜访刚刚留美归来的周锡瑞先生高足常成博士，但和宋韵雅、刘兢、吴世文、等青年学者也有过深入交流，想必人生前路上还有交集吧。

四

一个月的访学时光还太短太短，还来不及细细逛逛又一城里的法国品牌店agnès b——如果太太同行，这座商场和旺角的花卉市场该会留下我俩多少流连忘返的身影与欢笑啊。

乘坐4月30日下午的航班就迫不及待地回了北京，回到快满100天的儿子身边。“我们系里”、“我们在香港的时候”这类口头禅，成了难忘四月留下的精神印记。

不时翻开《报人报国》扉页上金铨师抄录的《咏竹》诗，对我的鞭策与警醒仍声声入耳：“未出土前已有节，入凌霄处犹虚心。”

這對酒窩傳給了小兒韜韜哦（攝影：“多友”滕朋）	聽金銓師講古
花香伴書香	植入式廣告，背後的“民間歷史”是景明老師退休後和林達女士合作的
毛的旗幟下	佛在街角
熊景明老師家的海景書房	尋李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