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教授不买车

这几年，我经常遇到的一件尴尬事就是没有车。

我大概属于在机动车方面格外低能的那一种人。从小到大，我能熟练地操作农村的独轮手推车，能骑城市的三轮车。儿子几个月的时候，要去太太单位的托儿所，需要用母子车接送。所谓母子车，就是在自行车后轮的左侧按上一个带盖的挎斗。由于三个轮子之间成直角三角形，因此格外不好驾驭。但我用了不到一小时就骑行自如了。我曾经对朋友们吹牛说：”几乎所有的人力车我都能操作。”

但对于机动车，我就变得没有自信了。往往遇到机动车，就躲得远远的。至今，我连电动自行车都不敢骑。因此，看到周围那么多同事、朋友纷纷领驾照、买私家车，我无动于衷，不会羡慕、嫉妒、恨。我有自知之明，对于自己能否学会开车缺乏足够的信心。好几位朋友都鼓动我考驾照并热心为我联系负责任的教练甚至减免一部分费用，我都谢绝了。

除了自身低能的原因，我还有一个不买车的理由，就是我的确不怎么需要车。我住在校园里，平时上课、去办公室步行不过十分钟。我平时的生活也很简单，很少出门。偶尔参加一些活动或是拜访长辈，我都是打车去。

但很多人都劝我，应该买车了，身为教授，出行要与身份相符，没有车显得寒酸，会让人低看一眼。每当遇到这样的劝告，我就感到有些尴尬。

上周去香港城市大学参加一个传媒论坛，开会前拜访李喜根教授，他刚刚来到办公室，只见他边擦汗边抱怨天气的炎热。原来，从九龙塘火车站到大学的邵逸夫媒体创意中心，要走十多分钟的上坡道，这一段路能让每一个人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说：”怎么不买辆车呢？”他说：”买车太不合算，如果要买车的话，需要在学校申请一个车位，每月要停车费。在我住的小区，停车费也差不多是这个价，两者加起来，就要几千港元。我平时每周来学校两次，来回的交通费也就三百多港元，这样比较起来，买车就太不划算了。”我半开玩笑地说：”没有自己的车，整天挤火车和地铁，是不是有失身份？”他说：”我在美国待了十多年，整天开车，已经开烦了。到了香港，也没有觉得开车会有什么优越感。另外，香港的交通非常方便，火车、地铁每隔半分钟一趟，除了极个别时候，一点儿都不拥挤，大家都很有秩序，车厢内的环境也很好，就更没有必要买车了。”

李喜根教授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我观察了一下，在这所大学的媒体与传播系，除了副系主任何舟教授外，其余的十多位老师都没有私家车，他们都是乘坐火车、地铁或巴士上下班。

不仅香港的教授们大多不买车，一般的市民也很少拥有私家车，因此，香港的马路比较窄，弯道、山路也比较多，但却很少出现交通堵塞和发生交通事故，跑在马路上的，除了巴士和一些公务车，大多都是穿梭不停的出租车，车速都在80迈以上。

对于爬上山坡来学校的教授们来说，唯一一点不方便的地方就是需要在自己的研究室内备上一套干净的衣服，以免穿着湿衣服去上课。

（二）香港教授不买书

五年前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次年搬家，最为头痛的就是那些书。尽管在搬家之前，我和儿子将一部分自认为贵重的书搬了过来，剩下的请搬家公司来搬，竟然没有搬完。那些健壮的小伙子很卖力气，却也抱怨从来没有搬过这么多的书。

于是，我暗下决心甚至发誓，今后不再买书了。因为，学校图书馆有将近二百万册的藏书，需要的时候，去图书馆借就是了。

但很快，我就发现不买书还是不行。因为，借书有许多不方便。首先，借书有限制，每次不能超过15册，时间不能超过两个月，新书不能超过半个月；这还可以克服，勤借勤还就是了。最无法理解的是有的书图书馆竟然没有。当然，图书馆不可能什么书都预备着，也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是，一些常见的书特别是一些大部头的书总应该要有的。其实不然。有一次，我要编一本资料，需要参考《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心想这种大部头的书图书馆肯定会有，于是派一位研究生去借，不一会儿，她打来电话说，图书馆没有这套书，我不大相信，心想这种书怎么会没有，还以为是她不熟悉图书分类找起来不得要领，于是上网查阅书目，果然没有。没办法，我只能自己买了一套，花了近千块钱。还有一次，我为研究生布置一篇关于叶圣陶编辑出版活动的论文，过了几天，研究生们纷纷抱怨，说借不到《叶圣陶集》，这部书一共26卷，图书馆应该有啊，可就是没有。不仅学校没有，连市图书馆也没有。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换题目。

正是由于借书不方便，我又开始了买书，时间不长，家里就放不下了，办公室里也堆放了许多。但这些书确实发挥了作用，不仅自己用起来顺手，也为研究生们提供了很多方便。现在我时常发愁的一个问题是，照此下去，书终究会放不下，总不能找学校要房子存书吧。

这次去香港城市大学参加一个传媒论坛，顺便到几位教授的研究室坐了坐，我发现，他们的书都很少，研究室虽然不大，但显得很整齐、空旷。他们书架上的书，大部分也是同行的赠书和从图书馆里借来的。

香港的教授大多都不买书，因为，他们借书太方便了。用他们的话来说，什么书都可以借到，用不着自己去买。这一点我深有体会，2009年春天我在这所大学作访问学者，见到图书馆的书架上摆着1958年荣宝斋木板水印的《北京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大为惊异。这两部笺谱在大陆的一般图书馆里别说没有，即使有，也是放在善本室或者干脆秘不示人。想借出来，比登天都难。可这两部笺谱硬是在我的宿舍里放了将近一个月，而且没有人催还。

香港的大学用来买书的经费大都比较充裕。每年，学校都会根据不同的学科下达购书指标，如城市大学媒体和传播系今年的购书经费是12万港元，如果不够用，还可以申请追加。但如果到年底用不完，则要在明年削减。因此，每个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由专人负责搜集书目，然后交给图书馆购置。有时，他们会为如何把这些购书指标用完发愁。有了这一保证，教师们从事教学、科研的图书就可以得到满足，个人当然用不着去买书了。

在香港的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之间，也有互借的协议。假如本学校图书馆没有这本书，可以把书名开示给本校的图书馆，大概转天就可以从别的学校拿到这本书。

那么，有没有借书的期限呢？一般没有。只要没有人要借这本书，你就可以长期使用。”我最近在写一篇萧乾、陆铿、刘宾雁三位记者的比较论文，把有关他们的书全借出来了。没有这些书，就没法干活儿！”讲座教授（系主任）李金铨先生告诉我。他的办公室周围的墙都是书，但还是从图书馆借了不少。

(三) 重游香港记淘书

香港既是女人购物的天堂，也是男人淘书的好去处。这是我两次去香港淘书得出的结论。

2009年去香港城市大学作访问学者，旺角的几家旧书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每隔几天就去那一带淘旧书，所获颇丰。为了节省邮费，我两次乘火车由九龙塘到罗湖，过海关到深圳的邮局寄书。第一次过海关，工作人员见我带了那么多书，让我打开箱子检查，看看都是文史类的旧书，就顺利放行了。大概此行给海关留下了较好的印象，第二次再过海关就不用检查了，而同行的南京大学的周凯博士却被开箱检查，他非常郁闷，说，为什么咱俩在一起偏查我一个，太不公平！我开玩笑说：”海关的同志都是火眼金睛，谁是好人坏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回到内地两年多之后，对香港的许多印象都变得模糊起来，但那几家旧书店却从未忘记。有同事去香港访问或讲学，我都向他们推荐那几家旧书店。

今年早些时候，接到了香港城市大学传媒论坛的邀请，我立即回复同意参加，因为，这样就得到了再次去香港淘书的机会。

旺角西洋菜街的梅馨书舍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家旧书店。店主人是城市大学的教师，平时由一位朋友照料。这家书店以经营文史旧书为主，许多书来自大陆。到香港的第二天，开了一整天研讨会，晚上是校方举办的宴会。没等宴会结束，我就提前离开，按照路标找到了梅馨书舍。非常不凑巧，营业时间已到，店员正在锁门。楼上的序言书室营业到夜里12点，但大都是新书，吸引力不大，我浏览了一会儿，一本书也没有买。

我来到楼下，在繁华的街道上随便走着，忽然看到一家”常春藤书屋”，便走了进去，里面以大陆来的新书居多，但也有一些旧书，我翻到一本戈宝权的《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这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编辑出版的”鲁迅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印数虽然不小，但30年过去，也不容易见到。这本书品相很好，花了15港元，算作一个纪念。我记得同一条街上还有一家新亚书店，是一对老人开办的。两年前我在那家书店见到了很多书，其中就有《甲骨文全集》，每本只要100港元。我推荐给了专门从事甲骨文研究的蒋玉斌博士，他利用到中文大学访问的机会分几次运了回来。可惜，那家书店在晚上八点就关门了。

我不甘心无功而返，于是在转天下午会议结束后决定不吃晚饭，直接去逛书店。同行的还有深圳大学的丁未和武汉大学的司景新两位女士。

我们先从关门时间最早的新亚书店逛起。这家书店坐落在一幢大楼的16层。经营者除了那两位老人外，还有一位年轻人。与两年前相比，这里的书更多了，称得上满坑满谷，四壁的书柜塞得满满的，地上的书如同小山丘，屋子中央也堆满了书，通道越来越窄，两个人无法并行通过。

在这种杂乱无章的环境中淘书，是最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因为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但一要有耐心，二要有时间。耐心是有的，时间却不充裕，只能快速地扫视一番。先是发现了一本《宋词选》，是胡云翼先生的注本，香港中华书局1970年3月版，1976年4月重印。这本书最早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2年出版，1978年3月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义重印，虽然内文依然采用初版本的纸型，但书脊却使用了当时的第二批简化字（后废止），如将 “翼”简化为”羽”下一横，”古籍”的”籍”简化为”笈”，让人看着很不舒服。因此，看到香港版，就如同看到了正宗，于是买了下来。乱翻之中，还发现一本《家刻本》，这是”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中的一种，据我的同事、在古典文献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杨洪升博士说，这本书在整套丛书中最难买，于是赶紧买下。这本书原本定价30港元，在付款时，女主人翻了一下，将原定价30港元改为18港元，让我大喜过望。快要离开的时候，见到一本书上有”李金铨”三个字，顿时眼前一亮，这是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讲座教授（系主任），也是我们在这所大学作访问学者时的指导老师。我连忙把这本书抽出来，这是李老师编的一本文集，书名是《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是台湾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6月出版的，原价新台币200元，现价20港元。两位女士见状，也想再找一本，可惜未能如愿，她们都羡慕我好眼力、好运气。

在这家书店，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相比之下，这里的旧书要比大陆便宜，比如中华书局校点本的《清史稿》，一共48册，品相全新，只需要400港元；民国时期的《古今图书集成》的残本，精装一大册，也只需要50港元；一部中华书局排印的《朱子语类》，也不过200港元。如果再换算成人民币，那就更便宜了。究其原因，我想可能是这些书最初由大陆的学者带到香港，准备作为教学研究的参考，但他们发现，香港的大学图书馆实在方便，藏书量大得惊人，几乎应有尽有。再者，香港寸土寸金，住房很不宽裕，因此只好把准备派上用场的藏书大量处理。旧书店总是进多出少，只能压低售价，以便早日出手。

从新亚书店出来，我们直奔梅馨书舍。

和两年前相比，梅馨书舍变化不大，书放得很整齐，书的品位也很高，定价也稍高一些。但我一上来就捡了个大便宜：花了120港元，买到了一套《胡適来往书信选》。这是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11月出版的。这部书，尽管我已经有一部标明”内部发行”的小32开平装本大陆版，但看到装帧大气、豪华、道林纸印刷的大32开精装本，我还是颇为动心，于是迅速抓在手中，生怕被人抢了去。在随意浏览中，一本红底白字的书吸引了我的注意，拿到手中一看，是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来新夏书话》。这本书，我在张铁荣教授的书架上看到过，上面有来先生的题字。来先生是我的前辈，刚刚过完”米寿”，但宝刀不老，笔头甚健。前几天，在校园里见到来先生在夫人的陪伴下散步，聊了一会天，先生勉励我要多写，经常写。能够在香港遇到这本书，真是难得的缘分，我赶紧买下来，想着回去请来先生签名题字。

在梅馨书舍，还淘到了一本郑培凯教授的《树倒猢狲散之后》。我和郑培凯教授有两面之缘。2009年来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周日一同郊游，我恰好和他同乘一只游艇，在烟波浩渺、风雨交加的海面上，他诗兴大发，高声念诵苏东坡《定风波》中”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句子。后来，我又专门拜访了他一次，谈得非常投机。这次遇到他的著作，如同遇到他本人。翻看目录，很多题目都是我感兴趣的，于是买了下来。

还有不少值得买的好书，比如《周振甫文集》，《上海的早晨》（插图本）等，可惜无法携带，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

回到住处，有一件事还是放心不下，下午在新亚书店，我看到了一套《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共四册，定价100港元。这套资料书，出版跨度较大，搜集起来非常不容易。这同一卷的四本，就不是同一时间出版的，而且印数也不一致，由此看来，它最初的主人恐怕也是费了很多心力才买齐的。这套书，我是断断续续买的，是否买过第三卷，实在没有准确的记忆。为了避免买重，我没有贸然买下，但又怕下次找不到，于是把这套书放在了一个显眼的位置。稍事安顿，我便给儿子发了一条短信，让他有时间到我的办公室看看这套书究竟买了几册。对于我买书，儿子非常赞同。他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打开书柜，认真查找一番，回复道：”买到第二卷的第四册了！”我大喜，在新亚书店看到的，恰恰是我没有的。于是，第二天下午，我中途从海洋公园退场，直奔新亚书店。在去书店的路上，我还有些担心，假如这套书让人买走了怎么办，因为我放得太明显了。还好，那套书原封不动地在等待着我，我拿到手中，也顾不上再看其他的书，直接结账，生怕店主反悔而前功尽弃。

我提着这包书，心情舒畅，步履轻快，拦了一辆的士，前往主办方安排在九龙湾的黄珍珍泰国菜馆的告别晚宴，宴会刚刚开始，我怀着喜悦和满足，端起酒杯，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