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时风和日丽,别时风雨凄迷,真真应验了相见时易别亦难、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古语,转眼之间,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短期访问就到了画上休止符的时刻。此时此刻,蜗居在海棠路的一角,内心空洞,低音环绕,无所事事地忆念这一个月的点滴,忆念与这座城市、这所大学、这个空间里的人或长或短的相遇,却有着一种隐隐的不舍。

年少时读卡夫卡、加缪、萨特等人的作品,大都情节模糊,却似乎在内心铭刻了这样一种生存的体验模式:一种存在的惊异感或者说闯入某个未受邀请而介入的聚会的意外感。作为一个历史学系的从业者,若不是因缘巧合,实在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与城大相遇。这或许是十多年前曾经在新闻系读书、教书的自己种下的夙缘?

感谢李金铨教授给了我这样一个新闻行业的“逃兵”如此难得的机会,让我有可能重新回到新闻这一学术共同体,让我来到香港这个声色犬马而流光溢彩的城市。记得有一次跟同来访问的学人闲聊,我说到“穷尽生活”,其实这几乎是我此时此地的内心感受。在一个压抑的空间呆久了(不管是权力的压制还是资本的压抑),突然来到一个相对自由多元的华人社会,确实有一种内在的自由感。这种精神自由未尝不是驱使我们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到处寻师访友,到处足迹山水的理由。不管李老师、郑培凯教授、北岛先生、周保松等在面谈中对香港有着多少犀利的批评,我仍然觉得,虽然这也是一个被商业理念和中环价值挤压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因为有自由表达的管道,有自然通透的山水,有保存相对完好的区域文化,有根深蒂固的职业精神和安分守己的私德,因此,就不会显得那么让人窒息和绝望,也不会让人那么颓废和茫然。

此行之前,已经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读过李老师写的导言,大有醍醐灌顶之兴奋感。到此之后,我们一行人有多次与李老师闲聊和求教的机会,若只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那种感受,那就是“如沐春风”。李老师的学术、人格、性情,在在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最喜在深夜,听李老师谈绩伟、宾雁、若水、萧乾等报界先辈的前尘往事,那些跟我们这些广义上的新闻人如此遥远的人与事,突然间似乎从幽暗的历史隧道悠悠出来,让人不胜唏嘘。沪上一晃八年,接触了海内外诸多学者,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台湾籍学者,那种优容大度、博雅深邃的人格风范,特别地富有人格魅力,成为1949年前形成的知识人传统的传承者。台湾出身的李老师,无疑正是这样一位学人,亲切、包容、博识、敦厚。听李老师那些讲不完的故事时,我们徒然感慨:我们这一代真是穷得连故事都没有了。

媒体与传播系显然形成了一个多元并包的教师群体,何舟老师就代表了与李老师那种知识分子气质大相径庭的另一种,属于“经世致用”的实干家类别。每次在媒体与传播系聆听讲座或者参加访谈,都可以透过瞥见何老师忙碌的身影,像他这样“十项全能”且如此敬业的老师,在今天大陆的高校新闻院系可能是绝无仅有了,他指导学生制作网站、电子刊物、报刊、专题片等,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已经没有能够难倒他的事情了,而且精力过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何老师给我讲演香港媒体的左中右光谱,确实让此前对此懵懵懂懂的我们,有了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理解。如此,我才能理解,他跟他培养的这群子弟兵那种亲如父子、父女的亲密关系。这本应是教师的本色,可在今天的大陆学术界,又有几人在真正意义上重视教学呢?感谢何老师邀请我们访问其位于山腰的山间庭院,感谢何老师带领我们观摩了凤凰卫视、香港亚洲电视等。祝建华教授在日常的聊天中展开思想探索的能力,也让我们大开眼界,他跟我们分享的青年时代去安徽收购猪皮的故事,更是让我们体会到了,学者的社会底色,不是负担,而是一笔难得的遗产。林婉莹博士、沈菲博士、Mike Yao博士的讲座、私下的交谈,如今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言犹在耳。

短短的一个月,同时也让我充分体会到了城市大学校园生活的丰富与多元。各种社团的海报琳琅满目,行走在校园的每一个学生看上去都是那样的精神饱满,都有着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人生定位。更难得的是,在城大这样一所以工科见长的校园,学生并没有自觉地远离时政。他们对于校园张贴海报自由权的争取、对于艾未未的声援、对于学生食堂涨价的抗议,都是以一种公开化的方式展现,这是一种公开化的公民政治,不是黑箱政治,也不是宫廷政治。我想,这对于训练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尤其重要。对于关乎自身和关乎公义的事情的关注、讨论和行动,才能真正地孕育一个理性而自由的现代政治人。这在香港的高校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都有类似民主墙一样的“民主空间”,是一个多元、温和和理性的公共空间。

这里的通识教育经验更值得大陆高校借鉴。媒体与传播系,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弹奏琵琶专家章红艳教授来做系列演讲,给学生讲解画面与声音的协和,讲解中国的音乐传统,同行的来自复旦的国麟,书法、绘画都有涉猎,对媒体与传播系的这种理念大为赞同。耶鲁出身的郑培凯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更是定期举行文化和学术活动,比如在我们访学期间,邀请了章诒和、阎连科、张大春、郑愁予、许知远、李欧梵等学人、作家来参与城市文学节活动,而参加文学节的人员并不限于学生,市民亦可参与,亦可聆听,大学与其所在的社区、城市真正在融合,这样的大学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是弥漫其精神力量的知识空间。得此便利,我在那一个神奇的夜晚,在太子附近的一个旅馆二楼的咖啡厅,与友人许知远、张大春夫妇、阎连科等,一起聆听“最后的贵族”章诒和老师讲天朝故事到凌晨,真是一份意外的精神大餐。

香港大学是抗战时张爱玲求学的地方,也是朱光潜、许地山等人求学、任教的学府,其间的百年建筑,岸然耸立,彪炳世人,在港大的博物馆,虽仅仅是匆匆一瞥,却难忘其浓郁的艺术气味。在港大的中国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我们一行五人,与在此地任职的钱钢先生座谈。钱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偶像”,那时候(1998-2001)正是其主持南方周末笔政的时候,《张君案检讨》是我从教新闻系时经常引为范本推荐给学生的深度报道。钱先生儒雅、睿智、亲切、坦率,他结合其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媒体工作经验,给我们娓娓讲述传媒与中国政治走向之间的关系,也就南方报系的一些问题与我们深入地进行交谈。临别,更是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册其新著。

香港中文大学之行(其实是多次往返),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是去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那里收集的当代中国史的各种资料、档案让人目不暇接,对我最有意义的是其收藏的回忆录、口述史著作。这样一个蜚声海内外的学术研究机构,却是完全地对外开放,不需任何证件就可以入内查阅,工作人员还可以提供专业、热情的服务。记得有一次,我在抄写书目,已经接近下班时间了,其他所有人都已经离开,我还浑然不知。硬是等到了五点五十分,在不远处整理书目的朱老师才过来告诉我,下班时间已到,欢迎我明天继续过来查阅。没有丝毫的不耐烦,让我深深触动。我想,这就是众人所言的香港的职业精神吧。第二次来此地查资料,与同来的一位朋友中午去东亚研究中心拜访诗人北岛先生,一起午饭,一起闲聊,承蒙北岛老师不弃,赠送我们十来册书籍,既有其编写的港版的《时间的玫瑰》、《七十年代》、《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等,也有他主编的《今天》文学杂志。对我这样一个大学时代在岳麓书院的长廊朗诵北岛、顾城、海子诗歌的老文艺青年,还有比这更愉悦、惊喜的赏心乐事吗?后来,又至马鞍山中心的北岛之家,与其家人一同吃火锅,聊往事,谈大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谈汉语写作的困境与出路,谈经典与读书人的关系等。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所在,其间跳动的是一颗不老的诗魂和家国情怀。

与政治与行政系的青年才俊周保松兄的聊天,也是访港的极大收获。此前,已经在《读书》、《南方周末》等读到保松兄才情充沛、哲思绵密的文章,也从友人处借阅过其香港牛津版随笔集《相遇》,他在北京三联出版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更是收藏在书架之上以待来日精读。保松是香港政治哲学大家石元康的弟子(与梁文道师出同门),后又负笈英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伯林的弟子攻读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却不像大陆如今一些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学人那样,变成一种技术性的繁琐哲学。他的学术写作是一种直指心灵的政治哲学,与其聊天,自然就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言谈间,他对大陆学术生态、公共社会、文化空间的关切,都溢于言表。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学生身上,批改作业,组织犁典读书会,教学、演讲,公共写作等,这在在都让人肃然起敬。

香港淘书,也是一大乐事,回头一想,这个淘书有一个曲线图。最开始是在城市大学的校内书店浏览,感觉平平,甚失望。偶然在城大对面的又一城商城二楼发现一书店,色然心喜,时相过从,在这家书店淘得一册林毓生弟子杨贞德(现为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没多久,对这家书店又开始心生失望。在一些朋友的推荐下,与来自华中科大新闻系的小平同志和浙大的汪凯兄,一同趁便去铜锣湾探访了商务印书馆,在这家书店购买了《舍我其谁:胡适》(江勇振)、蔡英文老师的《当代政治思潮》、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全是不打折的,我居然一咬牙都买下了。那时候,我尚不知,香港有打折的学术书店。接着又去三联书店,却几乎一无所获。一次偶然的机会,与许知远在一个在香港艺术杂志任职的朱茱的引路下,我才探知到了旺角的乐文二楼书店,店门贴出台版书全部六折、港版书全部七折,让我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绪进店(复杂就在于,我既希望此前在商务买的书此地都没有售卖,免得备受打击,又希望此处有很多优质的台版、港版书),结果发现《舍我其谁:胡适(1891-1917)》和《我的反动自述》赫然在架,真真是悲情时刻,六折!!(建议爱书的同志们此后来香港先扫乐文,再及其余)算下来,若在此地购买,节省下来的折扣,足够我另买一册台版书了。这个书店,自发现后,我多次撺掇同访好友前往,真正是既不折不扣、又大打折扣的学术书店啊。那种坐拥书城难自弃、天光书影共徘徊的畅快感,那种由繁体字构筑的书香空间,真正是让人生今夕何夕之感。在这里,我购买了余英时先生的《历史与思想》、林毓生先生的《思想与人物》、荒木见悟的《佛教与儒教》、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巫宁坤的《一滴泪》(其实这些书大都有复印本,奈何对联经版,有一种割舍不去的情怀)等,确实是赚了个盆盈钵满心欢喜!

香港除了上述的学人林立、书香阵阵外,自然也有唾手可得的自然山水。如南丫岛的海水、海风、海景,维多利亚港的空蒙离奇以及星巴克的可口甜点,也有刚来港府时,李老师带领我们登上的紫罗香径远眺奇山异水的风景,香港的历史博物馆,更是让我们对辛亥革命与香港的关联以及作为一个传奇故事的香港,有了更多感官印象和影像记忆。香港据说是美食之都,我们却没有太多的感受,当然,李老师带领我们品味的泰国餐馆和饭后甜点,确实是独具风味的。《苹果日报》的“夜生活”,四月上映的《三D肉蒲团》,反映的是另一个香港,一个欲望都市的声色犬马。还是汪凯兄说得好,一个有低级趣味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为了“证明”我们都很健全,我们就“低级趣味”地观赏了此片,可惜大失所望,香港演艺界的情色想象能力似乎也在代际衰退,只剩下吭哧吭哧的情色体力活了。香港的报纸大都市民化,类似于民国上海的《申报》,可这些报纸中的大多数在艺术家艾未未的公案上,却都展现出了一种传媒的良知。

更难得是在此地结识了来自大陆院校新闻院系的六位同仁,在与他们的交往和交谈过程中,我直接地感受到了智性上的愉快,人生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如此这般的,从按部就班的日程生活里逃逸出来,躲到一个孤岛上与一群同样流落此地的同人,海阔天空地闲聊、玩耍、游荡,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中,有大幸福大快乐在。汪兄的大气、小平兄的镇定、国麟的博雅、来安的生命激情与艺术感、辰瑶的率真,还有神秘的翁昌寿兄的行踪飘忽与言辞冷幽默,念兹在兹,难以忘怀。

有了这份不期而至的幸福与友谊,还能抱怨什么呢?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别了香港,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带走满心满肺的追忆!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11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