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

香港城市大学邀请你们去扫黄打非?非也。“扫黄”是我们老大黄春平兄的标志性用语:他在做自我介绍时会说,“你好,我姓黄,扫黄的黄”。这种开场白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黄兄若进入广告圈,也绝对是个创意鬼才。黄兄是我们的老大,也是我们的开心果,每次讲座只要有黄兄在,都会有爆笑时刻。一次沈菲老师跟我们交流,说有一个密歇根大学毕业的学生曾来求职,但后来没有来工作,因为系里正好有教授也叫李喜根,黄兄听成了李喜根,他吃惊地说“啊,李喜根走了啊?”,大家爆笑。

我们这批访问学者有七人,老大是黄兄,在新闻史研究方面独辟蹊径,研究汉代传播史。我们开玩笑说,方汉奇先生研究近代传播史、李彬先生研究唐代传播史、尹韵公先生曾主攻明代传播史,今后新闻史研究就看黄兄了。邹军兄排行第二,长相酷似某个大领导,照片十张有九张是忧国忧民的沉思状,但因为研究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缘故,肚子里装满了各种时髦段子,经常语出惊人。后面几位年纪相仿,都是传播学界青年才俊,未来栋梁。潘祥辉兄是项目专业户,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到浙江省、杭州市、学校再到广电总局、民政局,所有该拿的项目都拿了,不该拿的也拿了,可谓大满贯。陈刚兄是武汉大学年轻的副教授,不论是社会争议性议题报道研究还是社会媒体研究,其研究课题总能切中时代脉搏又不失经典意义,佩服。张龙兄一米八的个头(但他还打击我们说,他是他们家男生中最矮的,他表弟两米,咦),仪表堂堂,做过记者当过编辑,对电视业里里外外都是行家,不仅是中国传媒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也是多家媒体的高级顾问。最后就是我们这批唯一的女生王冰,她是我老同学,也是我一直崇拜的对象,小神童,二十七岁就博士后出站,而且文章经常出现在国内权威刊物;最让我佩服的是每次听讲座,她都能迅速抓住最关键的概念和论点,然后提出一些切中要害的问题。

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一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跟城大的各位老师也渐渐熟悉,有了一种老友的感觉。

C.C.(李金铨老师)在我们到后的第二天晚上请大家吃饭,饭后9点多了,还亲自带我们走一条回宿舍的捷径,然后自己又原路返回。他经常到我们办公室走动,跟我们聊聊天。一次他去茶水房接水,然后去我们那边,端着水杯在办公室门口跟我们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多友之间的这种情谊,“看不见的学院”正是在这种不经意的互动间建立的。今年我们非常荣幸地参与了传说中的爬山活动,这是每年青年访问学者的保留节目,很多系里的年轻老师或博士生碰到我们总会问,C.C.带你们去爬山了吗?那次的长洲岛之行让我们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香港,知道了香港并不只是地铁里穿梭的人流,也不仅是中环一眼望不到顶的大厦,其实它还包括很多怡人的悠闲渔村、青翠的群山和迷人的海滩。

除了C.C.,系里的很多老师都通过讲座或者其他方式与我们进行了多次交流。祝老师那天请我们几个在城轩吃饭,点了30笼左右的粤式点心,光是看那些五颜六色的精致设计都感觉饱了,虽美食当前,但我们还是在开桌前照了一张合影,而不是象往常等到风卷残云之后,才意识到忘记合影了。祝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谦谦君子。有两个印象深刻的细节。一是那个星期天上午,因为要爬山,起早去学校餐厅吃饭,7点20到餐厅时,竟然看到祝老师坐在餐厅里,他说要带学生去广州参观媒体,8点集合。听说祝老师家坐地铁到学校大概40多分钟,也就是说那天他大概6点左右就起床了。二是那次透过教室玻璃看到祝老师下午给学生上课,从下午2点半一直上到7点左右;而且学生下课后不是马上散去,而是带着一种意犹未尽的神情在相互讨论,大概讨论了近10分钟后才一起边说边笑走出教室,那种状态真令人羡慕。

还有我这次的联系老师T.K.(张赞国老师),我每次去找他,他无论多忙都会先听我讲研究思路,然后提出他的建议,还会推荐一些经典的书籍给我。每次当他在那个庞大的书柜里给我找书时,我都挺不好意思,觉得挺浪费他时间的。但他总是希望给我们提供多一些帮助,想起了T.K.的博士生易妍说T.K.从不让她们帮忙做任何事情,例如下课后张老师要去打水,学生说我帮您打水吧,张老师说不用,学生只好说,哦,那我陪您去打水吧。

还有我们的“媒介融合之父”何老师,他日程非常忙,教学、行政、实验室、社会工作等等,一大堆事情,每次见他都是行色匆匆,满脸通红。但他仍专门抽出一个下午为我们做了一场有关香港传媒的讲座,从下午2点半到5点20,然后又带我们逐个参观演播室、影棚、后期编辑室,还让办公室人员专门找出钥匙带我们欣赏他得意的相机镜头,“一个镜头七八万”,他自豪地说。在参观演播室时,何老师双手在肚子前面抱成一个圈比划着,“这个房间地下埋的线合起来有这么粗”;后来带我们去参观凤凰卫视时,也不忘拿凤凰卫视演播厅地板下的数据线和系里的实验室比较。这也难怪何老师,因为整个学院的实验设备倾注了何老师大量的心血,如今看来是风清云淡,当时也是忙得焦头烂额。现在他总是不无得意地说,“这些设备比国内90%的电视台都先进”,我们后来笑称何老师是“实验室之父”,当然,他还是“媒介融合之父”。因为他不仅教本科生电视的课程,还教广播、摄影、写作,指导学生拍电视片、做广播节目、做电子杂志、摄影,绝对的super teacher。

城大的青年学者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林芬,为做博士论文在上海和广州媒体“潜伏”一年多;加州大学毕业的Mike(姚正宇)正在参与一个全球的大型互联网项目;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Lokman(徐洛文)是全球著名独立媒体Global Voice的骨干,现已被谷歌香港挖走,C.C.成人之美;沈菲本科虽是文科出身,后来在国外深造时却广听统计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现在定量研究做得风生水起;还有另类的Ming(张可明),她可能有六七个硕士学位(也许她自己也记不清了),看到有趣的硕士项目就去念,而且去年爆发式地发表了16篇SSCI论文,用北京话说,“发论文跟玩儿似的”。

还有系里的行政人员也令我们非常感动。Kitty碰到我们时,总会跟我们聊上几句,你们最近适应吗,有什么问题或困难;Heidi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解决问题,很多本该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她只要力所能及就帮我们做了;还有Connie热情地给我推荐该买什么东西带回内地;还有热情的技术人员Martin,虽然普通话说得很普通,但电脑技术绝对一流。

扫书

城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尤其是国外和港台的书比较全,大家在临走前纷纷复印扫描。王冰因为复印的书太多,还专门从广州请来“骆驼”帮她运书回去,其他同志也都是一大包书。我教品牌管理的课程已近4年,但一直没有全面阅读国内外品牌著作,这次在城大图书馆将所有品牌的藏书全部浏览了一遍,240多本书扫完后,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当然要融会贯通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复印的书太重,只有扫描了,黄顺铭博士是系里扫描图书的高手,他不仅跟我们交流了他的博士论文,还教给我扫描的技巧,跟他聊天也是受益匪浅。

当然,除了是城大图书馆的常客,我们几位也是铜锣湾、旺角、尖沙嘴的常客。

扫货

“香港是购物天堂”,这句话就如同说杭州是人间天堂一样,一点不假。到了香港,只要是正常人都会有购物的欲望,像春平兄这种毗邻香港多年的新闻史学者,这次也点燃了购物的激情。

我们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几个同仁一起出发,然后直奔打折店。战果最丰富是那次铜锣湾时代广场13层最后一天折扣,那天折扣很低,大家真正找到了扫货的感觉,最后我买了一个大箱子,把大家买的东西都拖了回来。还有一次是去东荟城body shop折扣店,也是买得喜上眉梢,王冰总说,只有这个店有折扣哦。我们几个总是看王冰买什么才买什么。后来经常是几个人下午下班后去尖沙嘴、旺角或广东路扫街,看到打折店就进去看看。

最神奇的一次是春平兄、邹军兄、王冰及我四人吹完海风,逛完星光大道,准备去广东路吃饭时,竟然在路上巧遇C.C.及颜师母,大家都非常高兴。颜师母开玩笑说,“你们从昨天爬山后一直逛到今天晚上啊?”C.C.问我们给香港经济做贡献没有,呵呵,我看这个贡献还是不小的。不敢说访学后我们每人个的科研水平马上能提高多少,但每个人扫街扫货的成果都是丰富和显著的。

那天看完南丫岛的大海,大家都不由感慨个人之渺小;过完这一个月,大家也都感慨时光的短暂。城大的老师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在我们这些年轻人心中发芽成长,我深信将来浇灌出的友谊之花和学术之花将会是璀璨夺目的。C.C.说现在台湾人不怎么用“挣钱”一词了,而喜欢说“赚生活”,从原来强烈的物质欲望转换到了一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我觉得自己这个月真是赚足了生活,感谢城大,感谢媒体传播系的每一位老师,感谢所有的同伴!期待与大家的下一次重逢!

尹良润 (天津师范大学)
2011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