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学邀请你们去扫黄打非？非也。“扫黄”是我们老大黄春平兄的标志性用语：他在做自我介绍时会说，“你好，我姓黄，扫黄的黄”。这种开场白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黄兄若进入广告圈，也绝对是个创意鬼才。黄兄是我们的老大，也是我们的开心果，每次讲座只要有黄兄在，都会有爆笑时刻。一次沈菲老师跟我们交流，说有一个密歇根大学毕业的学生曾来求职，但后来没有来工作，因为系里正好有教授也叫李喜根，黄兄听成了李喜根，他吃惊地说“啊，李喜根走了啊？”，大家爆笑。

我们这批访问学者有七人，老大是黄兄，在新闻史研究方面独辟蹊径，研究汉代传播史。我们开玩笑说，方汉奇先生研究近代传播史、李彬先生研究唐代传播史、尹韵公先生曾主攻明代传播史，今后新闻史研究就看黄兄了。邹军兄排行第二，长相酷似某个大领导，照片十张有九张是忧国忧民的沉思状，但因为研究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缘故，肚子里装满了各种时髦段子，经常语出惊人。后面几位年纪相仿，都是传播学界青年才俊，未来栋梁。潘祥辉兄是项目专业户，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到浙江省、杭州市、学校再到广电总局、民政局，所有该拿的项目都拿了，不该拿的也拿了，可谓大满贯。陈刚兄是武汉大学年轻的副教授，不论是社会争议性议题报道研究还是社会媒体研究，其研究课题总能切中时代脉搏又不失经典意义，佩服。张龙兄一米八的个头（但他还打击我们说，他是他们家男生中最矮的，他表弟两米，咦），仪表堂堂，做过记者当过编辑，对电视业里里外外都是行家，不仅是中国传媒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也是多家媒体的高级顾问。最后就是我们这批唯一的女生王冰，她是我老同学，也是我一直崇拜的对象，小神童，二十七岁就博士后出站，而且文章经常出现在国内权威刊物；最让我佩服的是每次听讲座，她都能迅速抓住最关键的概念和论点，然后提出一些切中要害的问题。

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一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跟城大的各位老师也渐渐熟悉，有了一种老友的感觉。

C.C.（李金铨老师）在我们到后的第二天晚上请大家吃饭，饭后9点多了，还亲自带我们走一条回宿舍的捷径，然后自己又原路返回。他经常到我们办公室走动，跟我们聊聊天。一次他去茶水房接水，然后去我们那边，端着水杯在办公室门口跟我们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多友之间的这种情谊，“看不见的学院”正是在这种不经意的互动间建立的。今年我们非常荣幸地参与了传说中的爬山活动，这是每年青年访问学者的保留节目，很多系里的年轻老师或博士生碰到我们总会问，C.C.带你们去爬山了吗？那次的长洲岛之行让我们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香港，知道了香港并不只是地铁里穿梭的人流，也不仅是中环一眼望不到顶的大厦，其实它还包括很多怡人的悠闲渔村、青翠的群山和迷人的海滩。

除了C.C.，系里的很多老师都通过讲座或者其他方式与我们进行了多次交流。祝老师那天请我们几个在城轩吃饭，点了30笼左右的粤式点心，光是看那些五颜六色的精致设计都感觉饱了，虽美食当前，但我们还是在开桌前照了一张合影，而不是象往常等到风卷残云之后，才意识到忘记合影了。祝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谦谦君子。有两个印象深刻的细节。一是那个星期天上午，因为要爬山，起早去学校餐厅吃饭，7点20到餐厅时，竟然看到祝老师坐在餐厅里，他说要带学生去广州参观媒体，8点集合。听说祝老师家坐地铁到学校大概40多分钟，也就是说那天他大概6点左右就起床了。二是那次透过教室玻璃看到祝老师下午给学生上课，从下午2点半一直上到7点左右；而且学生下课后不是马上散去，而是带着一种意犹未尽的神情在相互讨论，大概讨论了近10分钟后才一起边说边笑走出教室，那种状态真令人羡慕。

还有我这次的联系老师T.K.（张赞国老师)，我每次去找他，他无论多忙都会先听我讲研究思路，然后提出他的建议，还会推荐一些经典的书籍给我。每次当他在那个庞大的书柜里给我找书时，我都挺不好意思，觉得挺浪费他时间的。但他总是希望给我们提供多一些帮助，想起了T.K.的博士生易妍说T.K.从不让她们帮忙做任何事情，例如下课后张老师要去打水，学生说我帮您打水吧，张老师说不用，学生只好说，哦，那我陪您去打水吧。

还有我们的“媒介融合之父”何老师，他日程非常忙，教学、行政、实验室、社会工作等等，一大堆事情，每次见他都是行色匆匆，满脸通红。但他仍专门抽出一个下午为我们做了一场有关香港传媒的讲座，从下午2点半到5点20，然后又带我们逐个参观演播室、影棚、后期编辑室，还让办公室人员专门找出钥匙带我们欣赏他得意的相机镜头，“一个镜头七八万”，他自豪地说。在参观演播室时，何老师双手在肚子前面抱成一个圈比划着，“这个房间地下埋的线合起来有这么粗”；后来带我们去参观凤凰卫视时，也不忘拿凤凰卫视演播厅地板下的数据线和系里的实验室比较。这也难怪何老师，因为整个学院的实验设备倾注了何老师大量的心血，如今看来是风清云淡，当时也是忙得焦头烂额。现在他总是不无得意地说，“这些设备比国内90％的电视台都先进”，我们后来笑称何老师是“实验室之父”，当然，他还是“媒介融合之父”。因为他不仅教本科生电视的课程，还教广播、摄影、写作，指导学生拍电视片、做广播节目、做电子杂志、摄影，绝对的super teacher。

城大的青年学者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林芬，为做博士论文在上海和广州媒体“潜伏”一年多；加州大学毕业的Mike（姚正宇）正在参与一个全球的大型互联网项目；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Lokman（徐洛文）是全球著名独立媒体Global Voice的骨干，现已被谷歌香港挖走，C.C.成人之美；沈菲本科虽是文科出身，后来在国外深造时却广听统计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现在定量研究做得风生水起；还有另类的Ming（张可明），她可能有六七个硕士学位（也许她自己也记不清了），看到有趣的硕士项目就去念，而且去年爆发式地发表了16篇SSCI论文，用北京话说，“发论文跟玩儿似的”。

还有系里的行政人员也令我们非常感动。Kitty碰到我们时，总会跟我们聊上几句，你们最近适应吗，有什么问题或困难；Heidi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解决问题，很多本该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她只要力所能及就帮我们做了；还有Connie热情地给我推荐该买什么东西带回内地；还有热情的技术人员Martin，虽然普通话说得很普通，但电脑技术绝对一流。

城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尤其是国外和港台的书比较全，大家在临走前纷纷复印扫描。王冰因为复印的书太多，还专门从广州请来“骆驼”帮她运书回去，其他同志也都是一大包书。我教品牌管理的课程已近4年，但一直没有全面阅读国内外品牌著作，这次在城大图书馆将所有品牌的藏书全部浏览了一遍，240多本书扫完后，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当然要融会贯通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复印的书太重，只有扫描了，黄顺铭博士是系里扫描图书的高手，他不仅跟我们交流了他的博士论文，还教给我扫描的技巧，跟他聊天也是受益匪浅。

当然，除了是城大图书馆的常客，我们几位也是铜锣湾、旺角、尖沙嘴的常客。

“香港是购物天堂”，这句话就如同说杭州是人间天堂一样，一点不假。到了香港，只要是正常人都会有购物的欲望，像春平兄这种毗邻香港多年的新闻史学者，这次也点燃了购物的激情。

我们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几个同仁一起出发，然后直奔打折店。战果最丰富是那次铜锣湾时代广场13层最后一天折扣，那天折扣很低，大家真正找到了扫货的感觉，最后我买了一个大箱子，把大家买的东西都拖了回来。还有一次是去东荟城body shop折扣店，也是买得喜上眉梢，王冰总说，只有这个店有折扣哦。我们几个总是看王冰买什么才买什么。后来经常是几个人下午下班后去尖沙嘴、旺角或广东路扫街，看到打折店就进去看看。

最神奇的一次是春平兄、邹军兄、王冰及我四人吹完海风，逛完星光大道，准备去广东路吃饭时，竟然在路上巧遇C.C.及颜师母，大家都非常高兴。颜师母开玩笑说，“你们从昨天爬山后一直逛到今天晚上啊？”C.C.问我们给香港经济做贡献没有，呵呵，我看这个贡献还是不小的。不敢说访学后我们每人个的科研水平马上能提高多少，但每个人扫街扫货的成果都是丰富和显著的。

那天看完南丫岛的大海，大家都不由感慨个人之渺小；过完这一个月，大家也都感慨时光的短暂。城大的老师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在我们这些年轻人心中发芽成长，我深信将来浇灌出的友谊之花和学术之花将会是璀璨夺目的。C.C.说现在台湾人不怎么用“挣钱”一词了，而喜欢说“赚生活”，从原来强烈的物质欲望转换到了一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我觉得自己这个月真是赚足了生活，感谢城大，感谢媒体传播系的每一位老师，感谢所有的同伴！期待与大家的下一次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