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时风和日丽，别时风雨凄迷，真真应验了相见时易别亦难、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古语，转眼之间，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短期访问就到了画上休止符的时刻。此时此刻，蜗居在海棠路的一角，内心空洞，低音环绕，无所事事地忆念这一个月的点滴，忆念与这座城市、这所大学、这个空间里的人或长或短的相遇，却有着一种隐隐的不舍。

年少时读卡夫卡、加缪、萨特等人的作品，大都情节模糊，却似乎在内心铭刻了这样一种生存的体验模式：一种存在的惊异感或者说闯入某个未受邀请而介入的聚会的意外感。作为一个历史学系的从业者，若不是因缘巧合，实在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与城大相遇。这或许是十多年前曾经在新闻系读书、教书的自己种下的夙缘？

感谢李金铨教授给了我这样一个新闻行业的“逃兵”如此难得的机会，让我有可能重新回到新闻这一学术共同体，让我来到香港这个声色犬马而流光溢彩的城市。记得有一次跟同来访问的学人闲聊，我说到“穷尽生活”，其实这几乎是我此时此地的内心感受。在一个压抑的空间呆久了（不管是权力的压制还是资本的压抑），突然来到一个相对自由多元的华人社会，确实有一种内在的自由感。这种精神自由未尝不是驱使我们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到处寻师访友，到处足迹山水的理由。不管李老师、郑培凯教授、北岛先生、周保松等在面谈中对香港有着多少犀利的批评，我仍然觉得，虽然这也是一个被商业理念和中环价值挤压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因为有自由表达的管道，有自然通透的山水，有保存相对完好的区域文化，有根深蒂固的职业精神和安分守己的私德，因此，就不会显得那么让人窒息和绝望，也不会让人那么颓废和茫然。

此行之前，已经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读过李老师写的导言，大有醍醐灌顶之兴奋感。到此之后，我们一行人有多次与李老师闲聊和求教的机会，若只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那种感受，那就是“如沐春风”。李老师的学术、人格、性情，在在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最喜在深夜，听李老师谈绩伟、宾雁、若水、萧乾等报界先辈的前尘往事，那些跟我们这些广义上的新闻人如此遥远的人与事，突然间似乎从幽暗的历史隧道悠悠出来，让人不胜唏嘘。沪上一晃八年，接触了海内外诸多学者，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台湾籍学者，那种优容大度、博雅深邃的人格风范，特别地富有人格魅力，成为1949年前形成的知识人传统的传承者。台湾出身的李老师，无疑正是这样一位学人，亲切、包容、博识、敦厚。听李老师那些讲不完的故事时，我们徒然感慨：我们这一代真是穷得连故事都没有了。

媒体与传播系显然形成了一个多元并包的教师群体，何舟老师就代表了与李老师那种知识分子气质大相径庭的另一种，属于“经世致用”的实干家类别。每次在媒体与传播系聆听讲座或者参加访谈，都可以透过瞥见何老师忙碌的身影，像他这样“十项全能”且如此敬业的老师，在今天大陆的高校新闻院系可能是绝无仅有了，他指导学生制作网站、电子刊物、报刊、专题片等，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已经没有能够难倒他的事情了，而且精力过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何老师给我讲演香港媒体的左中右光谱，确实让此前对此懵懵懂懂的我们，有了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理解。如此，我才能理解，他跟他培养的这群子弟兵那种亲如父子、父女的亲密关系。这本应是教师的本色，可在今天的大陆学术界，又有几人在真正意义上重视教学呢？感谢何老师邀请我们访问其位于山腰的山间庭院，感谢何老师带领我们观摩了凤凰卫视、香港亚洲电视等。祝建华教授在日常的聊天中展开思想探索的能力，也让我们大开眼界，他跟我们分享的青年时代去安徽收购猪皮的故事，更是让我们体会到了，学者的社会底色，不是负担，而是一笔难得的遗产。林婉莹博士、沈菲博士、Mike Yao博士的讲座、私下的交谈，如今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言犹在耳。

短短的一个月，同时也让我充分体会到了城市大学校园生活的丰富与多元。各种社团的海报琳琅满目，行走在校园的每一个学生看上去都是那样的精神饱满，都有着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人生定位。更难得的是，在城大这样一所以工科见长的校园，学生并没有自觉地远离时政。他们对于校园张贴海报自由权的争取、对于艾未未的声援、对于学生食堂涨价的抗议，都是以一种公开化的方式展现，这是一种公开化的公民政治，不是黑箱政治，也不是宫廷政治。我想，这对于训练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尤其重要。对于关乎自身和关乎公义的事情的关注、讨论和行动，才能真正地孕育一个理性而自由的现代政治人。这在香港的高校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都有类似民主墙一样的“民主空间”，是一个多元、温和和理性的公共空间。

这里的通识教育经验更值得大陆高校借鉴。媒体与传播系，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弹奏琵琶专家章红艳教授来做系列演讲，给学生讲解画面与声音的协和，讲解中国的音乐传统，同行的来自复旦的国麟，书法、绘画都有涉猎，对媒体与传播系的这种理念大为赞同。耶鲁出身的郑培凯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更是定期举行文化和学术活动，比如在我们访学期间，邀请了章诒和、阎连科、张大春、郑愁予、许知远、李欧梵等学人、作家来参与城市文学节活动，而参加文学节的人员并不限于学生，市民亦可参与，亦可聆听，大学与其所在的社区、城市真正在融合，这样的大学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是弥漫其精神力量的知识空间。得此便利，我在那一个神奇的夜晚，在太子附近的一个旅馆二楼的咖啡厅，与友人许知远、张大春夫妇、阎连科等，一起聆听“最后的贵族”章诒和老师讲天朝故事到凌晨，真是一份意外的精神大餐。

香港大学是抗战时张爱玲求学的地方，也是朱光潜、许地山等人求学、任教的学府，其间的百年建筑，岸然耸立，彪炳世人，在港大的博物馆，虽仅仅是匆匆一瞥，却难忘其浓郁的艺术气味。在港大的中国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我们一行五人，与在此地任职的钱钢先生座谈。钱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偶像”，那时候（1998-2001）正是其主持南方周末笔政的时候，《张君案检讨》是我从教新闻系时经常引为范本推荐给学生的深度报道。钱先生儒雅、睿智、亲切、坦率，他结合其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媒体工作经验，给我们娓娓讲述传媒与中国政治走向之间的关系，也就南方报系的一些问题与我们深入地进行交谈。临别，更是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册其新著。

香港中文大学之行（其实是多次往返），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是去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那里收集的当代中国史的各种资料、档案让人目不暇接，对我最有意义的是其收藏的回忆录、口述史著作。这样一个蜚声海内外的学术研究机构，却是完全地对外开放，不需任何证件就可以入内查阅，工作人员还可以提供专业、热情的服务。记得有一次，我在抄写书目，已经接近下班时间了，其他所有人都已经离开，我还浑然不知。硬是等到了五点五十分，在不远处整理书目的朱老师才过来告诉我，下班时间已到，欢迎我明天继续过来查阅。没有丝毫的不耐烦，让我深深触动。我想，这就是众人所言的香港的职业精神吧。第二次来此地查资料，与同来的一位朋友中午去东亚研究中心拜访诗人北岛先生，一起午饭，一起闲聊，承蒙北岛老师不弃，赠送我们十来册书籍，既有其编写的港版的《时间的玫瑰》、《七十年代》、《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等，也有他主编的《今天》文学杂志。对我这样一个大学时代在岳麓书院的长廊朗诵北岛、顾城、海子诗歌的老文艺青年，还有比这更愉悦、惊喜的赏心乐事吗？后来，又至马鞍山中心的北岛之家，与其家人一同吃火锅，聊往事，谈大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谈汉语写作的困境与出路，谈经典与读书人的关系等。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所在，其间跳动的是一颗不老的诗魂和家国情怀。

与政治与行政系的青年才俊周保松兄的聊天，也是访港的极大收获。此前，已经在《读书》、《南方周末》等读到保松兄才情充沛、哲思绵密的文章，也从友人处借阅过其香港牛津版随笔集《相遇》，他在北京三联出版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更是收藏在书架之上以待来日精读。保松是香港政治哲学大家石元康的弟子（与梁文道师出同门），后又负笈英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伯林的弟子攻读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却不像大陆如今一些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学人那样，变成一种技术性的繁琐哲学。他的学术写作是一种直指心灵的政治哲学，与其聊天，自然就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言谈间，他对大陆学术生态、公共社会、文化空间的关切，都溢于言表。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学生身上，批改作业，组织犁典读书会，教学、演讲，公共写作等，这在在都让人肃然起敬。

香港淘书，也是一大乐事，回头一想，这个淘书有一个曲线图。最开始是在城市大学的校内书店浏览，感觉平平，甚失望。偶然在城大对面的又一城商城二楼发现一书店，色然心喜，时相过从，在这家书店淘得一册林毓生弟子杨贞德（现为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没多久，对这家书店又开始心生失望。在一些朋友的推荐下，与来自华中科大新闻系的小平同志和浙大的汪凯兄，一同趁便去铜锣湾探访了商务印书馆，在这家书店购买了《舍我其谁：胡适》（江勇振）、蔡英文老师的《当代政治思潮》、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全是不打折的，我居然一咬牙都买下了。那时候，我尚不知，香港有打折的学术书店。接着又去三联书店，却几乎一无所获。一次偶然的机会，与许知远在一个在香港艺术杂志任职的朱茱的引路下，我才探知到了旺角的乐文二楼书店，店门贴出台版书全部六折、港版书全部七折，让我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绪进店（复杂就在于，我既希望此前在商务买的书此地都没有售卖，免得备受打击，又希望此处有很多优质的台版、港版书），结果发现《舍我其谁：胡适（1891-1917）》和《我的反动自述》赫然在架，真真是悲情时刻，六折！！（建议爱书的同志们此后来香港先扫乐文，再及其余）算下来，若在此地购买，节省下来的折扣，足够我另买一册台版书了。这个书店，自发现后，我多次撺掇同访好友前往，真正是既不折不扣、又大打折扣的学术书店啊。那种坐拥书城难自弃、天光书影共徘徊的畅快感，那种由繁体字构筑的书香空间，真正是让人生今夕何夕之感。在这里，我购买了余英时先生的《历史与思想》、林毓生先生的《思想与人物》、荒木见悟的《佛教与儒教》、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巫宁坤的《一滴泪》（其实这些书大都有复印本，奈何对联经版，有一种割舍不去的情怀）等，确实是赚了个盆盈钵满心欢喜！

香港除了上述的学人林立、书香阵阵外，自然也有唾手可得的自然山水。如南丫岛的海水、海风、海景，维多利亚港的空蒙离奇以及星巴克的可口甜点，也有刚来港府时，李老师带领我们登上的紫罗香径远眺奇山异水的风景，香港的历史博物馆，更是让我们对辛亥革命与香港的关联以及作为一个传奇故事的香港，有了更多感官印象和影像记忆。香港据说是美食之都，我们却没有太多的感受，当然，李老师带领我们品味的泰国餐馆和饭后甜点，确实是独具风味的。《苹果日报》的“夜生活”，四月上映的《三D肉蒲团》，反映的是另一个香港，一个欲望都市的声色犬马。还是汪凯兄说得好，一个有低级趣味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为了“证明”我们都很健全，我们就“低级趣味”地观赏了此片，可惜大失所望，香港演艺界的情色想象能力似乎也在代际衰退，只剩下吭哧吭哧的情色体力活了。香港的报纸大都市民化，类似于民国上海的《申报》，可这些报纸中的大多数在艺术家艾未未的公案上，却都展现出了一种传媒的良知。

更难得是在此地结识了来自大陆院校新闻院系的六位同仁，在与他们的交往和交谈过程中，我直接地感受到了智性上的愉快，人生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如此这般的，从按部就班的日程生活里逃逸出来，躲到一个孤岛上与一群同样流落此地的同人，海阔天空地闲聊、玩耍、游荡，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中，有大幸福大快乐在。汪兄的大气、小平兄的镇定、国麟的博雅、来安的生命激情与艺术感、辰瑶的率真，还有神秘的翁昌寿兄的行踪飘忽与言辞冷幽默，念兹在兹，难以忘怀。

有了这份不期而至的幸福与友谊，还能抱怨什么呢？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别了香港，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带走满心满肺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