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晚，我独自登上了太平山顶，在细雨中用手机拍了张维多利亚港的照片，发到了微博上。好友祁林（他也是往届的“多友”，缘分啊！）回复说，每当看到这样的景色，就想起了《英雄本色》里周润发的一句台词：想不到香港的夜景这么美！作为70后的小镇青年，我得承认，对香港的印象最初是通过警匪片和TVB的电视剧形成的。那种印象模模糊糊，但又非常固执。 最近几年，身边往来香港的人越来越多，对香港的了解也逐渐超过了影视和流行歌曲的水平，但是香港作为“花花世界”的印象一直挥之不去。如果让我解释这个“花花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肯定也说不清楚。这大概算得是stereotype好例子吧。

来港之前，CC老师便给我们发邮件，要带我们去爬山，见识一下香港并非仅有“水泥森林”。于是来港次日，我们便去了浅水湾一带。山势相当雄峻，半山腰上筑有几片高楼，路上还遇到据说是赌王四太的豪宅。山下面便是一小片海，有游艇开过。但香港最好的自然景观还不在这里。我们后来去了南丫岛和东坪洲。尤其是东坪洲，简直有世外桃源之感。这个小岛平常没有人住，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有船载游客上岛，才会有人来做生意。我们去的时候，恰逢沿海一带的大神天后娘娘的生日，岛上因此挂满了旗帜，非常鲜亮的红色、黄色和蓝色，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岛上原有的住民，都已于六七十年代移民荷兰等地，只留下一些白墙黑瓦的古旧民居。沿着环岛的小径游走，处处是好风景。向里看，是茂密的树木，向外望，便是苍茫的海。海边有断崖巨石，可供休息拍照。我们几个都很兴奋，对着海大叫，比拼肺活量，结果来安同学胜出。有只苍鹰在我们头顶盘旋，飞得极淡定从容，似乎在享受它的飞翔能耐。香港的鹰很常见，这多少出乎我意想，即使在我们住的女青雅舍我也见到过两次。各种鸟也不少，大概与自然环境得到很好的保护有关。回到杭州，突然觉得以前还算得上是干净的杭州灰尘很大。在香港，每一辆车都像是刚刚从洗车场里出来，但事实上在香港我根本没见到过洗车场。

经过短暂的游历，我开始觉得香港有几副面孔。“自然的容颜”是我不曾想到的一副面孔，另外的两面，一面以中环和维多利亚港为代表，另一面以旺角和九龙城为代表。前者是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和金融商贸中心的一面，后者体现着香港的日常生活。记得我们游学诸友第一次去旺角，前文艺青年、现历史学者的小兵激动不已，有如万里他乡遇故知，这大约是《旺角卡门》之类的电影种下了记忆。旺角的人流密度极高，尤其是下午7点钟之后，路边的小吃摊边挤满了饮食男女。但算得上是乱中有序，各做各的生意，各饮各的凉茶，没有传说中的旺角黑帮泡马子打群架收保护费的场景出现。在香港，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唔该”，似乎可以用于任何场合。何舟老师的课上，提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香港的社会距离因为空间的局促而变得比较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神奇的礼貌用词，香港可以容纳如此高密度的人口而很少争吵。

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香港是个有成熟的现代性的城市，不仅有发达的物质和技术文明，更重要的是有法治下的自由秩序。以及作为一个城市，它容纳了多元的人群和价值，每一种都有自己容身的社会空间，尽管这些空间的分配并不平等，但至少那个有限的空间不会无缘无故地遭受侵犯和践踏。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南丫岛归来路过中环，看到一群东南亚女孩在一起狂欢，把花环插在其中一个的头上，并为她唱生日歌。相当温馨的一刻。后来听了祝建华老师对菲佣的介绍，才推测这是菲佣们的周末聚会，乃是香港一景。香港是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这一点我来之前也有所闻。但亲见之下，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比如公屋的局促以及住公屋的人口比例之高。还听说有条件更糟的笼屋，但并没有看见。香港的房价即使在我们这些不知高房价为何物的大陆人看来也不得了，但常听的一句话是“香港寸土寸金”，也只能如此罢。听说很多香港人的理想是在九龙塘一带的住宅区买套百平米的房子，那里是中产阶级的聚居地，这说法想来相当靠谱。好在香港社会流动的空间是畅通的，说十二个家族控制了大部分经济命脉，但底层人通过努力，尤其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还是可能的。沈菲博士有次跟我们讲到香港人的“中环价值”，很受启发。我想，在一个人口密集资源稀少的商业中心讨生活，接受“中环价值”的驯化大概是难免的事。但香港也有一流的“职员文化”（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确切），忠于职守、高效、廉洁。我们有限的接触，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的行政人员，都有这些优良的科层制品性，他们的态度让人放心。说到这里，很容易地跟大陆作对比，物质上也许很快可以同步，但自由秩序下的人的素质，短时间恐难以企及。

这次来香港是一次“游学”，除了城市大学，还慕名拜访了中大、港大还有离城大不远的浸会大学，有心细细体会它们与大陆高校的差异。这十几年来，大陆高校借各种工程（211、985）搞“学术大跃进”，作为高校中人，深受其苦。有趣的是，城市大学近年来也很看重排名，其始作俑者乃是上海交通大学——他们把城市大学排名提高得很快，激发了校长的雄心。不过，毕竟不一样，而且是价值、理念和标准上的不一样。我的感觉，是香港的大学要纯粹得多，没有失去大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标准。在这里一切以教育和研究为中心展开，行政和后勤的目标，是为了给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而非“管理”。 开玩笑地讲，若以校门的雄伟气派论，大陆高校排名会远高于香港高校。我只见到香港大学的一个不起眼的校门，中大好像根本就没有门，出来就是地铁口，城大的校门也很难称得上是校门。但是，这些没有校门的大学却有极好的图书馆。城大的图书馆藏书丰富，更重要的是让人感受到，它内在的设计和设施都是为了尽可能提供给查阅者方便，随处有空间可供即时阅读和思考，有足够的电脑和复印设备可供使用。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藏有大量的独家中文文献，很多知名学者都是这里的常客，怨不得小兵同学一到这里便不想走了。我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那天，他们正好邀请前南方都市报评论员长平先生作讲座。讲座中午12点开始，服务中心代购午餐，几十人在书架之间的小空间内吃午餐听讲座。长平讲完，一个老者很直接地表示“有些失望”。思想和意见的交流可以很随意，但是也很真诚，我想这才应该是高校风气的常态。我发现，香港的高校白天工作的时间感是连续的，吃饭和休息并没有固定的时刻，而是随着工作事务来随机安排。好几次，讲座都是安排在上午的11点或下午的4点开始。祝建华老师因为没时间给我们讲座，还特地找了一个午餐时间与我们交流。内地极少会在这样的时间安排名教授讲座，也许主办方会认为在这个该去吃饭的时间安排讲座是对演讲者的怠慢？当然，学术也不那么苦，有幸被CC老师带去参加中国文化中心的沙龙，德州大学张诵圣教授讲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脉络，又有幸在那里见到了鼎鼎大名的张隆溪教授和郑培凯教授，还有幸有自助餐可吃。讲题很深奥（基本上是几位大佬的华山论剑，我们几个基本上一头雾水），形式很文艺。

还有一次特别的经历，便是香港文艺界人士抗议艾未未被捕的游行。我和辰瑶一路尾随，从旺角追到了尖沙咀。89年的那次游行，我还在上中学，虽有印象但不深刻。这之后的游行本来就没几次，我参加过99年的“声讨美帝”的游行，那是一场暗中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游行。倒不是说游行应该无序无组织，其中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民意的表达贵在尽量脱离公权力的塑造和支配。所以这次游行，我和辰瑶都说，算是我们见到的一次“真正的游行”。以前上课给学生讲表达自由的时候，常给他们看一些环保组织而抗议猎杀动物而表演行为艺术的照片，这类艺术性的表达往往具有引人瞩目的效果。这次算是真切地见到了一回：游行者有带面具的，有全身涂满红色颜料的，有即兴表演带着镣铐失去自由的姿态的。游行者在尖沙咀停驻，晚上在海边弹唱、讲演。围观的人并不算多，在香港忙碌的节奏中，有多少人会关注艾未未？不过，人数的多少我觉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少数人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促成公众关注。警察一路维持秩序，态度严肃但表情平静。对于他们，也许这就是一桩正常的公务。

与人的交往，相识容易相知难。城市也和人一样，我到香港只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对于猎奇已经足够，但对于了解，可能还差得很远。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也不知有几分理解，几分误解。离开之前，CC老师问，此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一下子觉得想法很复杂，只好回答说，觉得是视野打开了很多。这个回答也许正确，却显得大而无当，有时间会慢慢消化这些宝贵的体验。记得一句话很有道理（不记得是哪位人类学家说的）：一个人去过几天的地方，可以讲上一辈子，而对他呆了一辈子的地方，他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旅行和游学的意义，恐怕就在于提供这种反思成见的机缘吧。

感谢城大提供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还有媒体与传播系可亲可敬的师友们，CC老师、何舟老师、祝建华老师、林婉莹老师、Mike、Lokman、沈菲，还有Heidi，我们不仅分享了思想，也分享了美食：李老师领去的九龙城黄珍珍泰国菜馆、何老师豪宅里的集体晚餐、Mike和沈菲带我们去的地道大排档、Lokman带我去又一城喝粥……突然觉得，即便拿美食这件事来说，我的香港之行也是有丰富的记忆的。可爱的同学们，辰瑶、小平、国麟、小兵、来安、翁老师，在一起的一个月，我们一起听讲座，一起去图书馆，一起淘书，一起爬山看海，一起找吃饭的地儿，谈论学术和人生……如同回到了久违学生时代，放下功利，尽情享受着自由的氛围。所以临别时，大家都很有些依依不舍。这份友谊，是来之前未有想过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