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深圳罗湖口岸，就踏上了香港的土地。一到香港，你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行走的方向：靠左行走。大陆和香港，不但在政治光谱上左右分得很清楚，在行走方式上也截然有别。这种行走方式的改变会不时提醒我：这里是香港，要注意入乡随俗！

对于我这样一个从穷乡僻壤出来的人来说，香港绝对是另一个世界。搁十多年前，我做梦也不敢想象还有这么一天能来香港走一走，看一看，而且还不用自己掏钱，这简直跟电影情节相差无几了。因而我得感谢”总导演”李金铨教授，邀请我参加2010-2011的大陆青年传播学者访学项目，帮助我完成了这个心愿。

和许多人一样，我对香港的印象也是通过香港电影认识的，外加四大天王的流行歌曲。这些东西传到我们那旮旯，大概是1990年代初的事情，那时我差不多初中毕业，已经感受到香港文化的强大冲击了。我每次到镇上去赶集，乡里信用社门口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港台歌星的磁带，花花绿绿，非常吸引人。旁边两个音箱不断播放着当年十大金曲。如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以看透。。。。。。”不断飘荡在集市的上空，盖过了嘈杂的人声。那个小摊是我的必去之地，去了必买磁带，十块钱五盒，虽然盗版，听起来一样有滋有味。我现在所能记住的流行歌曲与歌词大都还停留在那个年代。对于那个年代的港台歌手和歌曲我也耳熟能详，曾一度崇拜四大天王，黎明和郭富城的画像一度贴在了我的床头。那时接触的港片主要是一些盗版的警匪片、言情片还有喜剧片，最早是在县城的录像厅，那时还没有VCD、DVD，放的还是盒式的带子。录像厅喜欢把音箱放在外面招徕顾客，边上竖一个立式黑板，用彩色粉笔写着当天循环播放的录像片名。那些粉笔字写得真是漂亮！今天除了一两个有才的乞丐会在人行道上粉笔倒书外，大小城市已经难得一见那么好看的粉笔广告了。因为声音大，你老远就能听到片中的人物对白或者背景声音。香港片子的节奏很快，人物说话快，打打杀杀也很劲爆，自然是很吸引人的。当然，很多片子也少不一些”脱戏”和”床戏”，香港的三级片在这些录像厅是不设级的，反而成为招来顾客的广告。这些场景在贾樟柯的电影如《小武》里面都有呈现过，想来贾导演当年也和我一样，也是伴随这些香港文化长大的。香港的盗版文化到底有多少人接触过，”滋养”了多少人，有什么影响？这对于人们的观念和社会文化的演变起着何种作用？我想这其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但目前我没有看到很好的研究，或许这样的研究实在是太难做了，虽然有意思，如何下手呢？我也不知道。

香港给人的媒介想象是个纸醉金迷的地方，有高楼，有霓虹灯，有黑社会，也有性开放。来到香港后，发现高楼和霓虹灯和电影里看到的差不多，黑社会好像没有看到，去了趟旺角也没有看到”烂崽”们，到处都是商业而矣，人们很文明，也很有秩序，不像电影中的香港社会那么混乱。可能真是如人说的”香港的坏人都在电视上，现实中都是好人”，这跟大陆的情况恰恰相反。那么”性开放”有没有？我对香港这样一个开放社会的性产业及其管制抱有一定的兴趣，因为我有一个本家潘绥铭教授就是研究这一领域的，我觉得他作的工作很有意义。不过我在香港转了一圈，也进行了一些观察，确实没有发现哪个地方有”妓院”或者”窑子”之类，没有看到招牌。但我还是无法确定香港有无妓院，妓院是否合法?为此我还在有一次吃饭时专门请教了同桌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马杰伟教授，马教授告诉我，香港有”一楼一凤”的文化，是合法的。大意是说妓女卖淫一门一户，干个体户是可以，但不能够开公司或门店网罗多个女性卖淫，这就是非法了。我总算搞清楚了，但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规定，其背后的逻辑我还没有搞清楚。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也缘于我看过陈果的《香港有个菏里活》这部电影，这部片子拍的近乎残忍，给了我很大震动。我想它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如何管理地下性产业？这个问题我们大陆也存在。片中周迅扮演的小姐在香港秘密卖淫，受到黑社会的控制，而像她这样的”北姑”们—-大多是大陆穷人，特别是农民的女儿，还有多少沦陷在香港这个”好莱坞”之城？

更让我震惊的是香港报纸上的性广告和性描写，看这些东西时幸好我没戴眼镜，否则肯定要跌地上了。香港报纸的娱乐化十分严重，和大陆报纸不同的是它们有些内容是我们所没有的：一是赛马的内容，这是英国人留下的遗产，在香港已然成为一种文化，马经因此成为报纸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另一个就是性广告了，这些内容不是用”低俗”二字能够概括的，内容极端露骨。公然打广告说最近哪里新到了一位什么女郎，皮肤身材如何好，还留有电话。这样的色情声讯电话报纸上随处可见。更有甚者，报纸上还大肆介绍大陆哪个地方好买春，小姐提供什么服务，然后”消费者”的体验内容也完完整整地刊登在上面。这就是香港的报纸和香港的文化，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色情的东西可以公然刊登在公开出版物上？香港的报业法律、报业自律又去哪里啦？我不知道西方的媒体是否也是如此，但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对于那些指责香港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说法顿时感觉没法反驳。

我发现香港报纸的还有另一个与大陆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没有署名。换句话说，记者采写的稿件到底是哪个采写的，读者完全不知道。这和大陆是不同的，大陆的报纸非常注重记者的署名权，因为这也是一种知识产权的象征。而且，署名是有很大激励作用的，它既意味着负责任，也意味着对记者的肯定和激励，使他们可以追求影响力而”名垂青史”，进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而香港居然不署名，很是奇怪。难道在香港”新闻”这种商品还有”记者”这种行当都是地摊货，以至于为人所不屑？如果没有署名，对香港记者的激励就只剩下金钱了，也难怪香港的媒体风格如此”等而下之”。潘忠党和陆晔所发现的中国记者新闻生产中的”成名的想象”这种激励，在香港成了不可想象的事情。

回过头来说说香港的行走规则。香港的行人和汽车是靠左行走的，这是我们这些大陆客去了香港之后很不习惯的。汽车的方向盘居然在右边，往左开还能开得很溜，这是我所惊奇的。对于走路，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我们还是习惯了靠右行走。如此一来，在人来人往中，你观察那些走路的人，如果是靠右行走的，很可能就是大陆过去的，忘记”入乡随俗”了。当然，他们也可能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因为在世界上，除了英国及其殖民地，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靠右行走的。据说靠左行是英国贵族的传统，贵族是乘马车出行靠左的，而穷苦的路人们都得让着他们，被赶到了右边。具有颠覆性的法国大革命后，为了追求平等，法国人改变了这一走路的规则，改成了向右行走，以穷人们的行走习惯为法律准绳。美国、中国以及绝大数国家，学的都是法国”平民至上”的标准。只有”日不落帝国”还依然保留着贵族走法。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这种贵族传统延续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陆人到香港一靠左走，相当于立马享受英国绅士的待遇了。但问题在于，贵族作风还能持续多久？香港毕竟只是弹丸之地，人口比之大陆不知道要少多少，随着大陆与香港的联系日益紧密，大量的大陆人在香港出没，向左行走就显得很不方便了。我在香港地铁就注意到，向左向右已经变得不明显了，我自己就时而向左，时而向右行，因此免不了撞上别人。把行走的方式统一一下，不是会方便很多吗？至少香港和深圳的驾照可以统一，出入境的时候也可以不用换大巴了。而人来人往中，冲突摩擦也会少很多。当然，这可能不仅是个习惯问题，也是个法律甚至政治问题，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不过我坚信，香港的行走规则总有一天会改过来的。如果大陆来的人足够多，不遵守香港传统的人足够多，行走中的摩擦足够多，以致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的时候，向右行走的规则自然就会演化出来。道理正如鲁迅先生讲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

在香港还有很多趣事和新鲜事。比如校园里的招贴文化、竞选广告，校园周边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户外随处可见的民议代表的竞选广告等等，这些都是大陆所看不到的。香港以尺而论的高房价也吸引了我的注意。不过限于时间和篇幅，不再赘述。最后说一说和李金铨老师同行的那次难忘的行山之旅。这次行山让我感受到了香港的山色之美，也让我感受到香港文化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怀与情趣。香港的学术知识分子其实不好当，因为竞争十分激烈。在”非升即走”的游戏规则支配下，我目睹了城大的年轻教师是如何敬业与笃心钻研的，那种投入与刻苦恐怕是我们绝大多数大陆的大学老师们做不到的。当然，大陆的体制不一样。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工资也低得离谱，不及香港教师的零头，如果不去做课题拿项目，个人的恩格尔系数将为100%，只够吃喝。大陆高校是一种低压力—低工资—低（质）产出的循环模式，香港学术圈则是高工资—高压力—高（质）产出的，它更像一个学术资本主义的竞技场，要想吃得开，则必须下功夫。除非你已经做到了像李金铨教授这样的份上。我们都很羡慕李金铨教授的功成名就，可以超脱于这个压力体系之外，所以他们行山时的那种状态，给人感觉特别好。”行到水穷处，坐起看云时”，真有点那种感觉。而文化内容让这次行山更是增色不少。这次行山活动安排的是唐代诗人王湾的《次北固山下》的评讲与背诵，诗曰：”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场景：风和日丽，蓝天碧海，涛声阵阵中我们聚精会神地围在海边的礁石上，听着唐诗专家逐字逐句地讲解这首诗的意境。然后，有说有笑，各自散去，或高声朗读，或独自记诵。这本身就是一种绝美的意境。虽然有言在先，”背不出诗者不许吃午饭”，但实际上后来每个人都吃得很饱，因为据说不吃饭会影响大脑的记忆能力，对于记诵诗歌没有助益云云，这当然是趣闻。我能受邀到香港访学，已然幸运，更幸运的是能够参加这次行山之旅。虽然仅此一次，却令我终生难忘。行山不仅让我领略了香港的本土文化、品尝到了可口的海鲜，也增加了和李金铨教授以及和我的同伴王冰、黄春平、邹军、尹良润等人的情谊，收获颇丰。行山结束后，张隆溪教授拿出他的硬皮笔记本记录行山日志，我恭恭敬敬地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潘祥辉。我在香港也签了不少名字，唯独留在张教授笔记本里的那个签名，最让我难忘，也最让我自豪和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