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从内蒙经北京回沪以后，就一直陷溺在纷繁家事的疲于奔命之中。今夜，在上海近郊的淀山湖畔，在如此静谧而舒适的一个秋夜，才得闲静静地念想在内蒙的一周。曾经的惊魂与不适，旧雨新知或浓或浅的交往，如今回忆起来却构成了生命经验的一份底色。我不愿意在一种怀旧的情感之中将那些亲历的人或事美化，我愿意如实地记录那些触动我的人或事，以为如白驹过隙的人生留下一点摇曳不定的光影。

从山西大同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旅途极其愉快，可是出站之后就被火车站的乱象给震惊了。黑三轮恣意拉客，拥堵不堪。好不容易一家三口，拖着行李箱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彪形大汉，粗犷而沉默，每次问询都是默然以对，到了路口若遇到红灯就直接进入打盹状态，本想提醒他，却因为一个南方人初来乍到的陌生甚至隐秘的恐惧，而强行地将愤怒吞回去。一次他急踩油门，在后座的儿子差点被甩到前座，可是我仍旧软弱地沉默了。

离开这座北方之城，与初临这座城市，是一样的不快。等到我们从鄂尔多斯长途旅行六个小时回到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教育宾馆，为了与上海社科院白红义一家三口聚会之方便，我们退掉了这座宾馆的预定，准备搬往这座城市的另一家酒店入住。两家的孩子都五岁多，一个超大皮箱，一个小箱子，外加几个背包，在傍晚的街头打车如此令人绝望，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愿意为我们停留片刻的的士。一座可以拼车的省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对于街边行李繁多拖家带口的乘客，似乎缺乏最起码的温情与善意。后来，我们发现陪伴内蒙之行数日的旅行社的中巴车尚停在路边，就抱着一丝侥幸去请求司机帮忙，导游的脸上写着刻意的冷漠（被指责缺乏专业素质的她似乎对我们这个知识分子旅行团体极为不满），而司机则漫天要价，十分钟左右的旅程开价三百，真是“心狠手辣”的魔鬼司机。那一刻，我们以及孩子在他的眼里，仅仅是一些毫不相关的路人吧？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本来打算乘坐公交车的我们，后来决定兵分两路拦车，终于相继抵达了酒店。幸亏那一晚在一家市中心将要打烊的蒙餐店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可口的美味，正宗的奶茶，一脸疲惫的蒙古族服务员对我们的耐心和善意，瞬间消融了我们在这座城市遭遇的心灵疼痛。犬子明峻与白家少爷在呼和浩特深夜街头上的嬉闹场景，也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成吉思汗的蒙元帝国是一个模糊而空洞的印象，而对于大草原的向往，才是我们下定决定带着幼儿奔赴内蒙的初衷。当经历了漫长的旅途，从呼和浩特与多友及其家属（多友是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大陆青年传播学者访问项目”历年访问者的代称，典故出自“多闻雅集”）乘车抵达辉腾锡勒草原时，却根本找不到自小在语文课本里浸染的“刺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或许因为枯水季节，或许因为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对自然世界的蹂躏，这草原的草既不茂密，也不修长，甚至比我的故乡——湘南丘陵的草地更见寒碜和枯黄。而等距离、等高度矗立在草原的大风车（风力发电设备）如突兀的怪兽的爪牙，肆无忌惮地在草原的腹地蔓延、伸展，侵入土地的心脏，裁剪天空的线条，展现着人类其实是权贵的傲慢。在进步论者看来，这或许成了人定胜天或者发展主义的奇迹，可是在我这种悲观论者看来，这是人类对自然和谐的践踏与羞辱，难免遭遇自然的报复。

旅行社心怀鬼胎，不让我们一行80余人先行安顿下来，这里有蹒跚的老者，更有体力不支的幼者，而直接将我们拉到骑马处，在暴日的晾晒、马粪的恶臭与无处躲藏的尴尬中，最初犹疑是否骑马观景的同行者，也纷纷被“绑架”到马背上。这自然是一种既不人性也不提供多元选项的霸道逻辑，商业利益的计算成了旅行社核心的考量。人均260元是最低的消费项目，所谓两个景点只是一个草地的下坡处，一个草原上常见的敖包而已。更诡异的是，到了所谓“深草地”，天地良心，哪见芳草菁菁，只见人欲横流！牵马的牧民便动员我们“策马奔腾”，用各种或直接或隐晦，或粗鲁甚至带点恐吓感或质朴的语言逼迫着我们。所谓“跑马”只是在这个窄小的草地凹陷处跟着骑马的牧民绕地一周大约一分半钟而已，可这属于“额外的草原享受”，需要另外计费，人均又是200元（当然精明者可以与之讨价还价）。或许因为我对偏远之地的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投射的乌托邦式想象！），因此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大凡国内的旅游景区，似乎莫不如此，正如我曾在《旅行者的噩梦》（刊于《南风窗》，此文收录在随笔集《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一文中所言：“在工具思维和计算理性的主导下，旅游景区变得比旅游者所在的城市，更深刻地显露出一种唯利主义的面相。这样一种高度压缩的交换世界，自然不能帮助游客从日常性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反而让游客本就疲惫的心灵世界，更因为想象的人文世界的美好，跟现实的人文世界的破碎与鄙俗气息的强烈对照，而生发出更多无奈与沮丧。”

薄暮时分的所谓赛马，仅仅是几匹马，从大约百米开外疾驰而来，简直就是一个糊弄游客的噱头。多友们目睹此情此景，都大表失望。而随之进行的所谓蒙古式摔跤，上阵的是两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一身专业装扮，却一点也看不出专业精神，嬉皮笑脸地在一坡斜阳中装模作样，我连做一个看客的心情都荡然无存，还不如低头看野花或者举头望晚霞呢。幸亏，会议举办方内蒙古师大传媒系陶格图教授，作为一个从蒙古草原上生长的血性汉子挺身而出，与其中一个青年对垒各有胜负，真刀实枪中方有骑士精神，可以说是挽回了蒙古人的尊严。儿子明峻与白家公子，暨南大学邓绍根老师家的闺女与另外一个女孩子，也在草地一侧有模有样地摔起跤来，童趣消散了成人世界的污浊和不快。诸种画面，层峦叠嶂，交错辉映，方才展现了草原黄昏中的人性与人情。

自然也有愉悦的时刻，比如黄昏时，与川大黄顺铭兄一起在草原上漫步闲谈，偶尔撞见几个女性多友在草丛中做“睡莲”状留影。天地悠悠，天人之际，在兀自开放的野花和疏密有致的草丛中，我们在都市的丛林与人际的竞争中高度疲惫、绷紧的心灵，毕竟获得了短暂的舒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本是散淡士人从庙堂隐退江湖的感慨，如今却几乎成了当代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脱离自然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时候，泰勒所谓生活的“平庸化和狭隘化”甚至“可悲的自我专注”就变得无法避免。回归自然，就是为了找回人性复苏的可能，也是为了找回更本真地感知自我和人生的能力。身在都市，总觉得不依赖微博、微信、电话、交谈等，个体就从世界脱嵌一样无所适从，但其实人到中年，真得学会做减法，将一切不重要或不太重要的事物从生活中果断地割舍。这就像作家阿姆斯特朗的《佛陀》所阐发的宗教故事那样，当爱恨情仇、生老病死被超越之后，我们不是舍弃了世界，而是重新进入了一个更为纯净的世界。

草原之夜冷风悚然，草叶低迷，而餐馆里的蒙古之夜却热闹非凡，团餐自然乏善可陈，就连广为流传的烤全羊也几乎是“索然乏味”。聚餐的重点不是餐饮，而是聚会本身的意义。昆德拉有一本小说名叫《为了告别的聚会》，最新的小说《庆祝无意义》，都充满了一种反讽的意味。但就人生而论，我其实更认同哈维尔式的认真、诚实面对人生与时代的态度。若非香港城市大学的访问项目，以及发起的这个“多闻雅集”活动，我想，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天南地北地聚集到内蒙草原的一隅共度今宵。餐厅内蒙古人的歌声，大都雄浑嘹亮，似乎在穿透暗夜的萧瑟，在室内营造了一种喜乐安详的氛围。多友纷纷彼此献歌，在嬉闹欢娱中别有一份惜离别的真情。我很享受这份难得的适意，彼此之间没有虚假与戒备，只是以“萍聚”的形式通过个体性的实践在创造时间中的具有永恒性的瞬间。那一晚的献歌中，我成了“拔得头筹”者，特意点了一首歌给李金铨教授表示我的感激之意。我可能是100多名多友中唯一一位来自高校历史系的教师，其他绝大多数是新闻系的研究人员，极少数是新闻一线的，比如《中国青年报》的友人张彦武。虽然我曾是湖南大学新闻系的本科生，后来也曾在湖南衡阳师范学院新闻系任教两年，可迅速地就做了“叛徒”，硕士、博士皆就读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史的研究。机缘巧合，在业师许纪霖教授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2011年4月的访问项目，结识了李金铨教授，在港一月的经验极为愉快，尤其与李先生畅谈萧乾、刘宾雁等当代报人往事，让我对当代新闻史的这一页多了一些认知和感受。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2012年由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后，金铨先生拨冗写长篇学术书评《各说各话乎？公共对话乎？——《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读后有感》在上海《书城》分两期连载，后全文刊发于台北《思想》杂志，书评对拙著的理论资源、分析范式和研究进路都有适切的批评和开示，余生也晚，若能与李先生早几年相遇，也许这本小书可以更成熟、“厚重”一点。2013年5月，在李老师的推荐下，我有幸受邀到城市大学中文、语言与翻译系参加张隆溪教授主持的以拙著为对象的书评讨论会。金铨先生召集并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201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破例将并未与会的我的一篇论文《清议、舆论与宣传——清末民初的报人与社会》收录在该书之中。之所以不避繁琐列举上述细节，只想说明像金铨先生这样出身台湾留学欧美的中生代学人的为人、为学风范，足以为大陆同辈学人之风范，更足以为我辈学人景仰、效仿。也正因为金铨先生的提携，作为一个新闻学领域的逃兵，如今又多了一些学术机会“回归”中国新闻史领域与同道中人谈学论史。

如今回想在内蒙一周的经历，最令人惊悚而难忘的是响沙湾的“险象环生”。说实话，若没有最后一刻的险象，响沙湾的经历还是较为愉快的。儿子明峻与白家少爷、复旦伍静的儿子在沙漠上玩耍得很High，在细软而干净的沙漠打滚、滑行、爬行，大概是童年生活中极为难得的欢愉经验了。沙滩摩托、骑骆驼、荡秋千、空中滑行，这些于我也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经验。其实初次尝试的新鲜刺激感倒是其次，更关键的是沙漠给人的那种苍茫而优雅的意境，尤其是人在沙中觉得自己如“沧海一粟”的微茫感。可惜，这是一片被开发为游乐场所的沙漠，不见想象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雄浑之境。到了傍晚六点半，按照预定日程我们在“非专业导游”的带领下回撤，一部分多友和家属选择去滑沙再转缆车回停车场，我们和白红义一家、伍静一家选择了直接乘坐缆车回去。这次回程给安排的是最原始的空中缆车，没有任何防护，四周都是空空荡荡，坐在几根木杆衔接而成的“椅子”上，前方有一杆子可手握，脚底有两排木杆可踩踏，背后两排木杆可依靠，这几乎都是儿子可望而不可及的。我只能侧抱着保护他。

不过父子在缆车车程的前半段兴致很高，儿子呼喊在前一辆缆车上的母亲（他知道母亲胆小不敢往回望），父亲“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在空中高唱《黄土高坡》，那荒腔走板的古怪高昂的音调，在沙漠的上空盘旋、消散，倒是没有激起任何回音。突然，感觉到了一颗荒凉的雨滴，几乎在同时儿子也感觉到了雨滴的冰凉。此时此刻，我们仍不以为意，以为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才会有连缀成片的雨水下来。瞬息之间，沙漠上空暗褐色的乌云翻滚，本来让人舒心开眼的晚霞瞬间为之变色。起风了！不是宫崎骏版本的，是天有不测风云的起风了，风越来越大，地面上的“温柔之沙”被裹挟、席卷而上，伴着大颗的雨滴，直扑而来。简易的缆车被狂暴的风浪冲撞得摇摇晃晃，偶尔，一羽闪电的白光从空中划过，惊心动魄，而更远处是沉闷而凶险的惊雷。突然，就要到达终点的缆车因故障或电力供应问题停止滑行了。前一辆缆车的妻子和白红义的妻子钱群都被一种惊恐的情绪重重围困。稚子在身边，担心沙尘暴的“野蛮”，更忧惧缆车铁制部分与雷电相接通的可怕后果，那一刻，我内心已经有很深的恐惧感，因为被悬置在空中，不清楚缆车何时可以继续滑行，而更凶猛的雷电和暴雨显然马上就会到来，但为了安抚儿子（其实何尝不是安抚自己），不断地给儿子打气。在最危急的时刻，我甚至向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相信庇佑着我的祖母祷告，恳求她在天之灵一定助我一家人度过此道难关。半小时前还是世外桃源的响沙湾，却突然变成了“人间地狱”，昏黑、摇晃的沙漠，仿佛处于世界末日一般，到处是惊悚莫名的“逃亡者”。缆车终于在“漫长的一刻钟”之后重新开始向上滑行，等到我们安全着地，并在暴风雨中冲上旅行社的中巴车，尚且有惊魂未定之感，儿子用沈菲未婚妻的湿巾纸从脸部、眼睛、耳朵、脖子等处擦出了很多沙粒。有一些多友尚未归来，继续等待，担心、祈祷、等回来那一刻的如释重负和满车欢呼，仿佛经历了这一险境的“多友”才成为一个真正经过了考验的“精神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回鄂尔多斯的路程其实并不遥远，但狂风暴雨中，电闪雷鸣中，我们只能彼此相互扶持，相互安慰。自然，是具有双重面孔的，它既可能是温暖的慰藉，也可能隐含着巨大的凶险，响沙湾之行，让我体会到青年时代读存在主义者加缪、萨特等人的作品，津津乐道于“生活在险境中”、“人生不是要生活得最好，而是要生活得最多”以及“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等“格言”，其实如今回想起来只是一个文艺青年的矫情而已。人生真实的面目是凝重、多变甚至艰苦备尝的，它有时候甚至需要你用尽全心全意才能勉力维持。自然，给在大都市里享受“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我们上了生动而沉重的一课。

若干年后，我将会以怎样的笔触和语调，来追忆2014年的夏天，与多友们在内蒙遭遇的这一切人生故事和自然险象？托克维尔说，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时，人类的心灵就会在茫然中游荡。今天的书写，也许就是为了未来的某个片刻，我们可以有一些能够依赖的文本路径，来探掘那些封存在历史暗区里的生命体验，来激活那些在日常人生中不常有的关于团结、友谊、恐惧与希望感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