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

7月28日临近中午时分，我正准备拨打曾娅妮的手机，约定下午怎样去双流机场，不料她却打电话来了：“喂，顺顺，我中午有个约会，咱们只能分头走了，三点半机场大厅见吧！”她还说自己突然好想吃顿火锅再去内蒙啊。我一听就乐了，声音顿时提高了八度：“天啦，不会吧？你要一身火锅味地坐飞机？”那一刻，我在心底里耻笑她那被重庆和四川的美食宠坏了胃，说出来的话也极不厚道地刺激着她：“嘿，我昨天晚上就去吃了火锅的呢！”当她悻悻地说“已经决定吃中餐了”，我幸灾乐祸地安慰她“内蒙古美食多多！”

吃罢午饭，我早早地上床午休。两点半，正准备出发，却下起了雷阵雨。我从背包里取出雨伞，拖着箱子，风雨无阻地出门了。我比娅妮先到机场大约半小时。当她到达登机口时，我正在kindle上读《陆犯焉识》。她对刚刚的约会和美食只字不提，却对我的大红kindle护套情有独钟。她说“我们换吧”，我答“好吧”，然后她就三下五除二地把一个暗红护套换给了我。（昨晚她来电，说我那大红封套又被别人掠夺走了，此人已逃逸到了米国。）闲聊了一会儿，广播里传来了去呼和浩特的旅客登机的消息。我们从广播里学到了一个生词：Hohhot。

飞机按时抵达白塔机场。甫一着陆，我迫不及待地开启手机，向“多闻雅集”群里发出了一条微信，“我也平安降落啦！”。大约十分钟后，陆双梅也发了一条，“顺铭，我和庄老师也刚降落，一起走？”可惜，当读到她的微信时，我和娅妮已坐上了机场大巴。坐我旁边的是一个呼市青年，即将去湖北念大学。得知我从成都来内蒙旅游，他一脸诧异，“我觉得内蒙古最没啥可旅游的了，我非常喜欢成都，我妈就是成都人。”我一边与身旁的这个向往远方的年轻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一边好奇地打量着呼市由淡而浓的夜色。

从下大巴到打出租车，堪称是无缝接驳。还没下车，我就看见了内蒙古师大教育宾馆门口的欢迎横幅。进入大堂，看到的第一个多友是栾轶梅，就在我们匆匆寒暄之际，多友们变魔法一样地出现了：李老师、何老师、Kitty、刘晓程、尹良润，等等。有的打了个招呼，有的来不及打招呼。当我在报到表上签完名字，一转身，陆双梅和庄晓东正站在我身后。双梅一副笑脸，热情洋溢。

娅妮住在我斜对门。我洗完脸，去敲她的门，想看看她的室友是谁，发现轶梅、许静和她正聊得很带劲。我的到来，改变了“三个女人一台戏”的格局，但热烈而兴奋的交流氛围却并未因此而发生任何的变化。当话题转到明年成都的多友会时，轶梅开始对四川的美食和川西的美景如数家珍，赞不绝口。她说的有些东西，我也唔知哦。例如，她盛赞乐山的烧烤，而我没吃过，我只惦记钵钵鸡。她还表扬了我发的那些关于四川美食的原创微信，让我很是心花怒放。而当我问及“黄埔四期”的朱丽丽等人来了没有时，竟然马上接到了丽丽的电话，问我在哪里，邀我去四楼会议室吃西瓜。于是，我和娅妮开始了战略转移。

在去会议室的路上，我完全没有去想西瓜会有哪些人在。走到门口，我看见一屋子人围坐在会议桌边，谈笑风生。一进去，一阵七嘴八舌的热情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有点晕。靠近门口的一个女生斜扭过头，眼睛和嘴巴的表情都故意地作了夸张处理，旁边的人出题了，“黄顺铭，这是谁？”我一下子怔住了：明明就很熟悉呀，咋个突然就短路了呢？大家都在等着我给出答案，我有点紧张却没慌张，短短几秒之间，加足脑力，在多友脸谱库中搜索了一遍：“沈荟！”。这时，张红军凑过来，摆出一副电视主持人的派头，用有着微妙差异的语气，接连追问了好几遍，“你确认她是沈荟？”我坚持着自己的答案。在这过程中，“考题”默契地配合，始终一言不发。我上一次见沈荟，是在七年前的南京多友会上了。通过了此番考验，我才顺利地落座，吃上了西瓜。

第二天一早，李老师才看到高山冰“多友西瓜会 四楼会议室”的微信，遗憾自己因为倒时差的原因早早地睡了，并希望当天晚上再来一次西瓜会，未果。听说，后来在鄂尔多斯响沙湾的那个下午，有人花50元买了个西瓜。对于那场西瓜会，我无缘见证，殊为遗憾。

第二日

会议当天的午餐是自助餐。我和郑欣、丽丽、何晶、沈荟等人坐在一桌。席间，郑欣以自己的故事引出了“假如老婆和孩子同时落水，你会救谁？”这个看似很狗血的问题，竟然得到了持久而热烈的回应。午餐的高潮是由几个十二、三岁的二代多友——朱丽丽的女儿甜甜、沈荟的女儿汪思博与邓绍根的女儿邓子豫——所上演的，她们向李老师献上了一个神秘礼物。我欠起身，太远，没瞅见。

下午，有几个人翘会去了大昭寺。当他们回到会议室，赶巧听到我在讲偶尔翘一下会也是不错的。去年，我与尹连根和张大伟翘会，去黄河第一桥边喝盖碗茶。后来，在尹励节小朋友关于兰州-敦煌之旅的记述里，我是除她爸爸之外唯一被提及的多友。晚宴时，其中一个翘会者说，本来还有点愧疚的，但我的话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足够的正当性。晚宴的气氛特别好，先是同桌相互敬酒，接着就是流窜作案，爽朗的笑声四处流溢。饭罢，大家三五成群地散去。我与张洪忠、梁励敏、曾娅妮等人到街头散步，一边享受着凉风习习，一边聊天。Nick Couldry是励敏与我聊天的核心人物。第二天早上得知，李老师他们一拨人晚宴后去了校园漫步。

第三日

第三天，真正的风情考察开始了。

早餐时，我和沈荟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误把一种咸菜当成了土豆丝，取了不少。我试图吃完，可实在酸得我呲牙咧嘴，满脸愁云，只好作罢了，有点狼狈。

上午的行程是参观呼市博物馆。面对这个新得有点过分的博物馆，我一丁点兴趣也提不起来，拿着手机东拍拍，西拍拍。导游在解说完第一个早期文明馆之后，乾坤大挪移，直接把我们带到近现代馆。我和朱丽丽立即果断地退了出来，折回去看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在被裹挟在人流中参观完近现代馆之后，甜甜居然很快找到了她妈妈。在接下来整个参观过程中，我给她们母女俩拍下了很多照片。每次拍完，甜甜总是不忘“谢谢小黄叔叔！”让我蛮意外的是，在这里看到了关于三星堆的临时展览。丽丽问我，“小黄，你有没有去过三星堆？”答曰：“没有”。原来，我也跟那个呼市青年一样，一直在憧憬着远方的风景。

丰盛的午饭过后，我们两辆车立即上路，直奔下一个目的地：辉腾锡勒草原。我对于内蒙古的想象，首先来自于初中语文课本上的那首“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睡眼朦胧了好一阵子之后，麦克风里传来了导游的声音，说马上就要抵达目的地了。于是，我跟不少人一样，开始对自己进行全副武装。太阳帽是一早就戴上了的——我为此次出行准备了三顶帽子呢。我拿出50倍的防晒霜，把脸、脖子以及手臂仔细地涂抹了一遍。防晒霜是我上次为了爬华山在西安买的。下车前，导游还教了我们一会儿该怎样喝下马酒的礼仪。下车时，我用无名指蘸了酒，动作生硬地弹天弹地摸脑门，然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豪放一饮而尽。

展现在我眼前的这片草原完全没有风吹草低的那份丰腴，草低矮而稀疏。干瘪的草原击碎了我先前的大部分想象。尽管如此，秉持着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我决定要好好地体验一下骑马的感觉。这时候，仍然是骄阳当空。我说要去打开行李箱再穿件外套，不料许静老师从包里掏出一件借给我，我一试，居然还蛮合身。可当看到王晓梅试图用一根纱巾帮梁励敏老师抵挡阳光时，我慷慨地把借来的外套转借给了励敏，然后回车上打开行李箱随便取了一件外套。后来才发现，这件绿色外套注定无法在草原上为我打上一抹亮色。骑马时，我与刘晓程夫妇、李老师以及励敏一组。晓程的太太本不打算骑的，最终没有经受住我的一番游说。她很喜欢自己骑的那匹马，毛色很纯，还有一匹小马驹一路相随。

当马夫把我们领到一座敖包时，我们都下马拜祭。我捡了一块大大的石头，捧在手里，顺时针三圈，又逆时针三圈，然后把一个大大的心愿抛到了敖包上。有趣的是，有的人转着转着就晕菜了，或者忘记自己到底转了多少圈了，或者不记得自己的起点在何处了。拜祭之后，我们以敖包为背景，轮番拍照。拍照时，李老师双手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扣在一起，我猜测这应该是代表了某种神圣的含义，但我没问。

“呃，他做的这个是啥意思呢？”

骑马回来，导游发了钥匙，让我们去各自的蒙古包放行李。在离蒙古包不远的地方，也有一座敖包。一些人陆陆续续地朝着这座敖包走去，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看到草原上蝴蝶翻飞，唐小兵后悔刚刚没有叫儿子明明一块出来。早上出发时，我看见明明手里拿了一个扑蝶的网子。到了敖包跟前，我起初并未拜祭，直到张芸说敖包是要见一个拜一个的，我才去拜了。我费了很大一番功夫，找到了一块石头，还蛮大的，而何晶苦找半天也只觅得一个袖珍石片。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拜祭完毕，大家又是拍照。娅妮抱怨，我在她们还没准备好时就拍了，或者都准备好了却半天也没拍，我则以要抓取富有灵魂的照片进行自我辩护。也许，朱丽丽已经适应了我的这种拍照方式。在随后的合照环节，张洪忠和我轮流做摄影师。大家席地而坐，以敖包为背景。沈荟看见洪忠对焦时明显朝左偏，笑言自己被框在外边去了。后来，在看到王蕾微信给我那一组照片时，我立刻乐了，有一张真的就是半个沈荟在那里灿烂如花地笑着。其实，在会议当天，开幕式之后的茶歇时间，我也曾以小半个身子进入了以李老师为主角的照片。我当时就在微信上向栾轶梅抗议了：“瞧瞧那张，我被作为路人甲给劈开啦！”轶梅以“下次给你拍成男一号哈”的许诺，才平复了我那颗受伤的心灵。大部队在蒙古包的另一边，那里上演着的剧目是摔跤。当我们几个赶过去时，好戏刚刚散场。

晚饭时间到了。开席大约十分钟之后，我才猛然意识到这可不是一顿普通的晚餐，它被赋予了一种神圣仪式的性质。有人开始装扮李老师，衣服一上身，一个蒙古王爷就呼之欲出了。李老师也蛮有娱乐精神，故意搞笑地把两只手笼在袖子里。嘿，就这样，依然王爷范儿十足。然后，我们桌的王蕾被拉起来扮王妃，那扮相简直无可挑剔，流光溢彩，顾盼生情。接着，烤全羊的剪彩仪式开始。一堆人离开了桌子，围着盖有红布的烤全羊，围着王爷和王妃，举起手机、相机、iPad，见证和记录一个神圣仪式的展演。剪彩完毕，大家各自归位，每个人都参演了下一拨的献哈达仪式。然后，有人为王爷点了首《鸿雁》。然后，又有人为王妃点了《草原夜色美》。然后，许燕与蒙古歌手合作，奉献了《敖包相会》。再然后，赖正能引吭高歌《爱拼才会赢》，李贞芳毫无征兆地来了个伴舞，引来掌声雷动。晚宴行将结束时，王爷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捏着馒头，碰杯饮酒之后就啃一口馒头。唉，王爷看来没吃饱。

“王妃，来，别怕，咱动手吧！”

晚饭之后的娱乐节目是篝火晚会。大家在一个坝子里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手拉手转圈。之后，圈圈散了，大家又一阵群魔乱舞。我注意到一个穿裙子女郎，不是我们团的，醉意朦胧，很有点桀骜不驯的味道。沈荟说，她也注意到了。我立即发了一条微信。第二天，朱丽丽拿我打趣，“哦，小黄，原来你喜欢的是这种狂野型啊！”接下来，我突然发现手机没流量了，找个稍微安静的地方拨打10010。约莫十分钟后回到篝火现场，发现我们的人消失得干干净净，我一头雾水，“啊，什么情况这是？”

第四日

一顿简单的草原早餐过后，我们又迎着灿烂的朝阳，朝响沙湾进发了。导游告诉我们，行程大约六个小时，午饭后进入响沙湾。从草原到沙漠，这一巨大的视觉转换层次激起了我的浓烈兴趣。

上车后，我与张硕勋没聊一会儿，就开始昏昏欲睡。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被身旁的两个小男孩给吵醒了，睡意顿消。一个是前排伍静的儿子状状，一个是后排白红义的儿子淙淙（可大家都误以为是“虫虫”呢！）。状状和淙淙都在五岁左右，而到底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我却始终没弄清楚。当他们站在座椅上啊啊啊地遥相呼应时，我就不偏不倚地处在他俩声轨的中间点上；当他们下来在过道里蹿来蹿去，我也时常会被碰到。已养了一阵精神的我对于小哥俩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试着与他们互动。我把自己化身/声为一个小孩，先与状状互动。我羡慕他手里的老虎玩具，央求他借给我玩一下。一会儿，就和他混熟了。他开始来到过道里，就站在我的斜前方一两尺远的地方。我说，“来，背首诗，好不好？” 淙淙的兴趣也被调动了起来，立即从椅子上下来，自告奋勇地说自己也会背。我说，“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先背，好不好？”结果淙淙胜出，大大方方且字正腔圆地背了一首。从《咏鹅》、《春晓》到《锄禾》，小哥俩就这样背开了。最让我惊艳的是，淙淙说要背一首上海话童谣《侬姓啥》。我以一种少见多怪的夸张表情说道：“哇！太棒了！再来一遍哈，我把它录下来。”淙淙非常配合，对着我的手机又字正腔圆起来：“喂喂喂，侬姓啥？我姓黄。啥呃黄？草头黄。啥呃草？青草。啥呃青？碧绿青。啥呃碧？毛笔。啥呃毛？三毛。啥呃三？高山。啥呃高？年糕。啥呃年？大噶拜呃年！”;

“妈妈，我以后要在这里开个唱！”

接着，我让他们转换频道，“来，我们现在来唱歌，好不好？”于是，一场赛歌又开始了。淙淙几乎都是唱的儿歌，而状状则走成熟路线，几乎全唱大人的歌。淙淙的演出一如他的朗诵，字正腔圆。旅行结束第二天，我在机场再次偶遇红义一家，闲聊中才得知淙淙正在上声乐班，科班出身呢。状状与淙淙的演唱风格迥然有别，声音时强时弱，高音一起来，摇滚范十足。另一个不同是，淙淙能够把每一首歌都演绎得非常完整，而状状每一首几乎都只唱得副歌部分。看到状状的演绎，我骤然想起了李红涛——一个声称只（会）唱副歌的人。小哥俩就这样一首接一首地交替着，我、雷霞、庄曦等几位观众毫不吝惜我们的掌声与赞美。当状状咧开嗓子，唱起汪峰《春天里》的副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留在，在那春天里”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第二排的何老师忍不住大加赞赏：“他唱得很好的，他真是用生命在歌唱！”赛歌结束后，状状居然捧着个mp3播放器，对《春天里》进行单曲循环，循环到她妈妈都觉得烦了仍不罢休。看来，这小家伙注定是一个摇滚胚子啊。第二天午饭时，状状又再次演绎了一次“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照例是用生命在歌唱。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一手一根筷子，边唱边舞，让人忍俊不禁。只可惜，何老师在另一间房，无缘目睹到这一幕。

经过六个小时的舟车劳顿，终于到达了午餐地点。匆匆用膳之后，我们准备进入响沙湾。车上，导游开始推销魔术头巾，十元一条。我的行李箱中本来有一条，但还是随大流，买了一条。进响沙湾的人被分成了两拨，戏称少年组和老年组。少年组去仙沙湾，玩的是骑骆驼、飞索、摩托车等生猛刺激，而老年组则去悦沙岛，观看婚礼表演等人文项目。带着二代多友出游的几乎都选择了仙沙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声武和太太周医生在玩沙时，开始了短暂的劳燕分飞，各玩各的。导游在买门票时耽误了很多时间，引来一阵怨言，不过当大家一坐上缆车进军沙漠，个个都还是笑逐颜开。下了缆车，绝大部分人都花十元钱租了一双鞋套，或大红，或金黄，灿烂夺目。我选了一双大红鞋套，可没绑好，走了一会儿就开始滑落，我干脆脱了，请导游代为归还。

我和张洪忠决定先去玩最刺激的沙漠飞索。这个项目大受欢迎，队伍排得老长老长。当我们赶到时，发现周裕琼等人已先到了。白红义夫妇把孩子扔一旁玩沙子，也不愿错过这份刺激体验。大约等了半小时，才轮到我们。唯一的遗憾是，滑行时不让戴眼镜，当沙漠在我眼前疾速地展开和更迭时，我只获得一种雾里看花的视觉感受。坐飞索时，周医生其实也与我们一组，可惜当时我就愣没认出来，以至于和洪忠去骑骆驼时没有叫她。不过，在骑骆驼时，我们还是有缘分在了同一组。在接下来的项目中，我们就都是以三剑客的面目出现了。与去年鸣沙山长达半小时的骑骆驼相比起来，这次短短几分钟实在太不尽兴了。尽管如此，我们仨都还是买了骑骆驼的靓照，留作纪念。

“哎呀，妈呀，这才叫酸奶嘛！”

从骑骆驼的地方到骑摩托的地方，必须下一个陡坡。我们在陡坡处拍了照片。洪忠拍了两张我超喜欢的，我摆了个在沙漠上打滚的姿势，一张在微笑，一张在耍酷。那一刻，我真的有一种想滚下去的冲动。耍酷这张现在成了我的微信头像。我们将所有项目都一一体验，并在约定的时间之内赶到了集合地点。

“我想打个滚，你们别笑哈！”

从仙沙岛返回时，少年组再一次分化了。一拨人先滑沙下去，再坐索道，另一拨人直接坐索道。我对去年鸣沙山的滑沙还记忆犹新，自然是想滑沙。丽丽说她请客，替我买了票。无奈工作人员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危险的项目，我软磨硬泡，仍然不行，只能遗憾地退了票。在刚刚降落的暮色之中，我与郑导游成了少年组殿后的两个人。排队坐缆车的人很多，我们排在了屋外。

从仙沙岛返回时，少年组再一次分化了。一拨人先滑沙下去，再坐索道，另一拨人直接坐索道。我对去年鸣沙山的滑沙还记忆犹新，自然是想滑沙。丽丽说她请客，替我买了票。无奈工作人员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危险的项目，我软磨硬泡，仍然不行，只能遗憾地退了票。在刚刚降落的暮色之中，我与郑导游成了少年组殿后的两个人。排队坐缆车的人很多，我们排在了屋外。

突然，沙尘暴骤起，雷电交加，顷刻之间我的脸上、身上、帽子上、背包上满是细细的黄沙。隔着魔术头巾，我也吃/吸进了不少的沙粒。黄沙一股一股地飞扬着，似乎一波强过一波，我掏出手机试图记录下这一刻，却只能拍出一片的灰灰朦朦。有人在感慨，“哎呀，这是响沙湾，还是响雷湾啊？”此时，缆车仍在正常运行。当我们终于一步一步地挪进了有遮挡的过道时，暴雨咔嚓咔嚓地下来了，队伍瞬间往前挤了不少。前面的队伍也不动了，显然缆车已停运了。面对此景，我心平气和地感受老天爷的这份深情厚谊，郑导游则心急如焚。她给两辆车的司机打电话，不通；又致电另一个导游，还是不通。那一刻，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加重了她的愁云惨淡：与司机和导游同伴失联，担心高速公路因为雷暴而关闭，担心在酒店预订的晚餐。她说，她做导游九年以来也是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当洪忠发短信问我“你们如何？”并说“我们已回”，郑导游像是看到救星一般，急切地让我问问有多少人已回到车上。直到确认只剩下我和郑导游还在受困，她悬着的那块石头才总算落了地。受困期间，刘晓程也在群里给发来了大家的关切，并嘱咐我节约电量，保持联系。我和导游商量，干脆让他们先走，我们等雨停了再想办法赶赴鄂尔多斯会合，但他们仍坚持要等我们一块走。据我目测，大约有200人被困。虽然有些人脸上锁着一丝愁云，但整体氛围却颇为平静，大家依然有说有笑。一个多小时后，如注的暴雨和惊天响雷终于变得寥落了，缆车恢复了运行。当我和郑导游终于坐上缆车在凉风飕飕的黑夜中行进时，我心情大好，掏出手机拍下了夜景。她笑我：“你还有拍照的兴致啊？”当我们回到车上，车厢里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郑欣还给我送来了中午打包的馒头，我微信他，“从来没觉得馒头如此好吃！”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

后来，我听张洪忠和唐小兵讲起他们的沙尘雷暴遭遇，发现那真是让人惊魂不已，而我虽被困最久，却倒是安全的。

那天的晚饭真的是一顿“晚”饭。有些什么菜品我都忘了，只记得自己喝了六碗姜汤，有点甜，有点辣。

第五日

这是旅行的最后一日。虽然大家昨晚都睡得很晚，但早餐时我却发现大家都神采奕奕。昨晚也是我此次内蒙之行睡得最安稳的一次，一宿无梦，直到6：30被汪峰的《怒放的生命》闹醒。早餐菜品异常丰富，色香味俱全。早餐时，还听说黄月琴昨天晚餐时掉了一小包。早餐后，警察也来了，看来非同小可啊。当我们的车朝成吉思汗陵刚刚开出不久，就传来了失而复得的好消息，车厢里顿时一片欢呼。

成吉思汗陵只是一个的衣冠冢，然而这丝毫无损于我们的朝圣之心。进到大殿，我们庄严肃穆地行了一个集体性的拜祭仪式。仪式最后，主持人让我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上香跪拜，这为程式带入了一种开放性。仪式之后，导游对着壁画为我们描述了成吉思汗开疆拓土的千古传奇。在看壁画的过程中，淙淙偶尔会走过来，在我的手心轻轻挠几下。他轻声问，“我给你按摩，痒不痒？”，而我总是报以一个极度夸张的表情，哄他开心。在接下来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和高山冰还去拜祭了大殿外的敖包。这是我内蒙之行拜祭的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敖包。这里的祭拜方式与辉腾锡勒草原有所不同：顺时针绕三圈，再把石头抛上去。我抓了一把碎石子，许下了好些个心愿。

午饭时，大家向李老师敬酒，祝贺他在今年ICA（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上获得B. Audrey Fisher导师奖。这也是多友们在兑现一个美好的约定。四月份，闻此喜讯，多友们纷纷在多闻雅集群里表达了热烈的祝贺，并约定内蒙聚会时再好好庆贺。午饭结束时，陶格图以一首献给父母的蒙语歌曲，表达了多友们对于李老师浓浓的感佩之情。

午饭后，张洪忠、曾娅妮、沈荟、许静等几位多友离开大部队，赶往鄂尔多斯东胜机场，踏上了回家的路，而其他人则坐车返回呼和浩特。就在汽车临近呼市时，五岁的状状站到座椅上，转过身，独自轻声哼唱了起来：“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这个低低的童声给了我猛然一击，开始发酵我的离愁别绪。后来，在教育宾馆门口，我一直等着看到所有人都走了，才拖着行李，去找自己要去的七天酒店。

一周后

前天睡午觉起来，看见伍静发来七条微信语音，短者1秒，长者5秒。我点开一听，说话者不是伍静，而是状状。只有一条表达了完整的信息：“你……是坐在我后面的那个人吗？”我希望，明年的成都聚会，这小家伙还能记得“坐在[他]后面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