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城市大学闭关静修
四月一日的广州，细雨飘渺，和风拂面。我从出租车上跳下，落定在了广州南站的二楼出发厅。暂别雨雾中的广州，坐了高铁，又搭乘了地铁，无缝衔接到了深圳福田口岸。嵌置在青翠绿意之中的落马洲口岸，仅有百米之遥了。一路上高铁与地铁的平顺快捷，令我得到一个从未有过的发现：遥远的香港其实离我的物理距离竟然是那么的近！

我们被安排住在九龙塘又一村里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宿舍。推门而入，发现是非常小的单间宿舍，不过功能极为齐全：冰箱、空调、浴室、书桌、书架、斗柜等一应俱全。后来听说这样的单间每月费用是过万港币，不禁倒吸一口寒气。果然是在香港，米珠薪桂。

翌日晚宴，再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金铨老师和祝建华老师，还第一次见到了李喜根和沈菲等几位教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席间除了听闻诸位教授所述的各种学术轶闻掌故，还有一道来访、来自东南西北中各地高校的青年学人所分享的趣闻故事。

我想每一位来访的青年学人，都暂时地搁下了手里的工作，作别了身边的亲人，抛下了尘世间一切的喜乐忧愁，来到了香港，来到城市大学。我们要在这里如同隐士一般，“闭关”修行一个月。事实上我后来发现，来访的多友们大部分时间的使用，不出沈菲所料：安静地阅读，为新的研究做一点准备。

而城市大学似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修行之处，既没有港岛闹市的车马喧嚣，也没有内地大学城里的静僻冷落。而且还确乎如白居易在《中隐》所言，“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我原本还想着在香港赶个时髦，换个手机，装个微信。不过，我后来放弃了。我喜欢这样的安静，没有电话，少了短信。我可以在图书馆里气定神闲地随性阅读，或者只是翻书而不细读，读而不求甚解。我可以在傍晚的落日余晖里悠然漫步在去往又一城的达之路上，为的是在Taste买一根法式面包。我还可以在久雨放晴之后，独自上路，没有地图，没有任务，没有目的地，偶然地折入街角的公园，看看街景和世态。

事实上，我就是这样发现了香港公园。规模不小的公园，我顺道进去逛了一圈，印象相当不错。其全称是“香港动植物公园”。相比于北京和广州的植物园，以及我在美国见过的植物园，港岛的植物园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小巧而精致，规划的很不错。看了介绍，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在英国驻香港军营基础上改造而来的。从中我感到港岛植物园可以如此节约而高效地使用土地，反衬之下，我们内地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使用方式的粗放甚至浪费。

港人对于稀缺资源的珍惜及其使用，港岛动植物园显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例证。当然，在闭关静修的悠闲中顿悟与偶得，港岛动植物园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发现。

爬坡、推门与问学
在城市大学生活，每天有两道必修的健身课：爬坡和推门。

和内地很多动辄占地千亩，山水环绕的高校相比，九龙塘闹市里细致工巧的城大校园显得不太像是一间“大学”。甚至连可以极目远眺，舒胸吐气的地方都难以觅得。师生若想要舒经活骨，似乎也无太多户外运动场所。不过，由于校园里的大楼均是各抱地势，依山而建，于是奋力爬坡在城大校园里是师生每日必修的运动功课。

从城大广场到学术三楼，是一连串长长的台阶。每次来到广场，我都弃电梯而选长阶。即便是丽日当空，可能汗湿衣襟，我也不改。我很好奇，这段长长的台阶，究竟有多高？于是某日细细数过，往返两次，确定总计有111个台阶。即使是远处看来，这也不是一段短短的台阶。若要一口气爬完，而中不停歇，大气不喘，步伐不乱，心无鹿跳，我猜想对很多人而言可能不是件容易事儿，尤其是对逾三奔四的多友们。不过，我自己非常自豪地发现，经过几次尝试后，我做到了！

另一道功课是推门。大概是由于香港天气炎热且多雨，或者也和更节约高效地使用土地有关，城市大学各栋校舍之间都是相互串联，借助校舍内的通道，大致逛遍整个校园。校舍内始终都有冷气开放，因而和北方高校的校舍喜欢使用布帘门从而保暖类似，城市大学校舍内部通道之间有大量的玻璃门来防止冷气外漏。于是，师生门每天都在推门，关门，再推门中锻炼股二头肌。

每天推门的锻炼，让我想起Flora Whittemore的一句名言：The doors we open and close each day decide the lives we live。在城市大学校舍里迷宫一样的通道中行路，你每天都在做抉择。因为你开启了哪一道门，就决定了你选择了走哪一条路，你会因此在选择了一个机会的同时，也放弃了其他的机会。因为每一条通道，景致都会有不同。有的时候，你甚至会因为不熟悉，却又好奇想要冒险而迷路。经过一番短暂的困惑茫然，甚至燥急不安，最终却体验到柳暗花明，别有洞天的欣喜和释然。这个过程大概是在城大迷宫通道里行路的一大乐趣。

在城大爬坡和推门，拾阶而进，日复一日，却又时时都杂糅着可以预期的安稳和不可预期的盼望。至于你是希望走一条安稳的通路，还是走一条充满期盼的路，完全取决于行路者自己的抉择。

在城市大学的访学与问学过程，或许也大抵亦是如此吧。我们先后与沈菲、李金铨、祝建华、周南、蒋莉、林芬、何舟、姚正宇等教授在各种场合的座谈，还有和来自各校的青年学人之间长谈与畅谈，我们无不时时都在做出选择，选择不同的话题，提出不同的问题，而所有的后续都取决于我们前面的选择。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感慨的，除了我们和李金铨老师的N次聚谈（包括某次十几个小时的巨型长谈），我还约访了祝建华老师和林芬老师，他们是如此爽快地答应我，并破费安排餐聚，耐心回答我所有的问题（甚至事后想来是一些愚蠢的学术问题）而毫无蹙额之颜。这甚至让人在兴奋之余而生出一点想象，或许这里就是学术天国吧，因为在城市大学里的问学，“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这么短时间里和这么多不同学术经历的学人交流切磋，我的一个收获是他们对于学术均有不太一样的解释和个人体验，参差多态，各不相同。这次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比较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的看法。我没有预料到且让人兴奋的是，李金铨老师就这个问题上在不同的场合跟我们谈了非常多，可谓及时雨也。来了香港后一周多，听到消息说李金铨老师获得了ICA的B. Audrey Fisher导师奖，实在是名至实归。

历史叙述中的人文情怀
来到香港，有一个不同就是能听到和看到很多不同的历史叙事。有天走到商务印书馆在旺角的书店，发现中国政治的书架上，全是讲述中国党政领导人故事的书，标题都非常吓人，似乎他们彼此之间，每日都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几乎每一个人都与所有人为敌。若以之为真，恐怕不免天真了。这也让我看到了香港书市上以商业民粹作为市场策略，鱼珠混杂的一景。

当然，访学和问学在香港，关于不同的历史叙述，几乎处处都可以找到真正的珍珠。我们来访半个月后，参加了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主办的华语影视典藏揭幕仪式，见到了很多以前只在纸面上认识的名人，比如美国华裔电影导演李安的弟弟李岗、前央视纪录片导演周兵、敦煌研究院创始院长常书鸿的儿子、画家常嘉煌等。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岗及其监制的一部试图叙述不一样的台湾大历史的纪录片《阿罩雾风云》。此片叙事方式比较特别，早前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纪录片。其叙事所用的画面语言，是用演员扮演的、基本上是静止的类似蜡像一般的背景画面，然后通篇都是旁白叙事。通过台中一户来自福建漳州的林姓家族的历史，来叙述台湾的大历史。其故事本身非常精彩，而且从后面李岗和大家交流中得知，他做这样一部非商业片，还是带着一些他个人的理想，就是拒绝涂着政党意识形态釉彩的历史，而要找寻客观完整的台湾大历史。自己掏钱耗资数百万，来制作这样一部明知不可能赚钱的非商业片，这样貌似颇不理性的理性尝试，令人心生敬佩。

在香港期间有关历史叙述的另一次震撼，是读李金铨老师的论文《记者与时代相遇》。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对一些民国人物非常感兴趣，常常在一个学期里从学校图书馆找来所有相关的出版物来研究他们的身世和生活史。其中有一位就是萧乾，因而我一直自以为对萧乾还算是有点了解。但是我读李老师论文后，才发现自己对于萧乾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完整。李老师论文里对三位名记者身世及其职业演化，以及围绕着大时代中小人物的被动与能动的分析，确实入木三分。

同类的震撼，还有不少。我们多友曾组织看了李宇宏老师指导拍摄的纪录片《父辈的文革》，以及听何舟老师对于香港历史及其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讲述和分析，都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历史的叙述可能从来都无法回避价值和权力的问题，但在明明知道叙述者总是存在无法避免和难以克制的偏见时，保持一份尽己所能，努力呈现真相的情怀和追求，这是不是只是历史叙述者才需要的自觉？

与李金铨老师合影

看完《父辈的文革》后与李宇宏老师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