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的夏天，在安徽中部偏西南的桐城小镇，双亲羽翼的庇护下，我尚是一个被怜爱的小女儿，少年不谙愁滋味，享受着中考过后的悠游时光。其时，哥哥姐姐业已男婚女嫁，家中只余父母和我，每晚三人一起追看《香港的故事》。

后来知道，这是一部为香港回归而制作的应景剧目。虽属“主旋律”，但自有其动人处，将一座城百年的兴衰荣辱与一家人三代的悲欢离合相契，大历史中小人物的际遇，当日很能引起共鸣。多年以后，情节已然淡忘；同赏此剧的温馨和安宁，却已镌刻心上。

十七年后的春天，我来到了香港，但如今只有母亲分享我的喜悦。待看到李金铨老师和顏嘉琪师母俪影双双，感慕之余，亦悲从中来，叹天不垂怜。在此，祈愿有情人皆能白首亦相偕。

有赖城大与媒体传播系诸君的恩德与善，我得以踏入这座城，遇见这些人。

这座城有味道。

从3月2日到3月30日，4周的时光内，我很幸运，可以不像只能盘桓数日的游客那样走马观花，而得以较从容地体验香港——九龙、新界、港岛；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庙街、又一城、南山邨、太平山顶、九龙城寨；南丫岛、昂坪、大澳、常洲、石澳、西贡；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文化博物馆、香港跑马地墓园；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明报》、凤凰卫视；天星小轮、叮叮车、莲香居、生记粥品、喜利饼店……这是一座奇妙的城，城区的现代与离岛的古朴、街市的喧嚣与郊野的安宁、居住空间的金贵与公地绿化的慷慨，味道的混杂成就了它的魅力。

最能使这座城卓尔不凡的，还是自由之味。3月2日，抵港首日，因《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遭遇暴力袭击，香港5个新闻团体发起游行，万余人暂弃政治立场之区别，走上街头抗议，捍卫新闻自由。3月29日，离港前一天，“金尧如新闻基金研讨会暨第五届新闻自由奖颁奖会”举行，25年前香港《文汇报》刊发“痛心疾首”社论的悲壮往事重回视线，香港和内地新闻自由现状被审视和分析。这两桩事，在今日内地是不能想像的。

思想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香港社会最核心的价值，祈望能被好好守护。这不仅是基于抽象理念的认同，更是出自具体生活的体验——在日益逼仄的空间中，当下港媒依然尚能提供发声平台。3月3日，购得一份《苹果日报》，上有内地资深评论员长平的一篇评论《越禁越危险》，分析“昆明事件”，提出“通稿是宣传不是报道，即便它掌握了全部的真相和宇宙的真理。言论自由的要义在于多元开放，让各种消息的来源互相对照和校正。禁止其他媒体发声，只留一个话筒，无论它说了什么，都应该遭到质疑。”这本是常识，但在内地媒体上绝难刊出，回顾当年“南都长平事件”便可知晓一二。3月26日，去《明报》参观并座谈，命运多舛的内地调查记者庞皎明恰于此日入职该报。从“庞皎明”到“上官敫铭”到“郑道”，他数次改名以规避中宣部的追查，但是迫于环境，去年12月又从财新传媒离职。当时，我向该报“中国版”副总编张许提问，聘用这位被“挂号”的记者，有没有考虑到这会影响《明报》与内地宣传部门的关系。张先生的回答，虽有一些外交辞令，但基本立场是明晰的：“庞皎明在专业成绩上，符合我们邀请他加盟的标准；至于他与内地宣传部门的关系，并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这座城中，有赖出版自由，以政治风云、政坛人物为主题的书刊繁多，构成了另一道独特景观。3月15日，在旺仔地铁站附近的香港三联书店，书架上有整整一层30余本书籍，皆是关乎当今中共“一号人物”习近平。这些真真假假的政治八卦，主要读者对象，我想应当是内地游客。曾在《二十一世纪》上，读过一篇《港版传记对内地文化的影响》，它提出“如果说香港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价值在于转口贸易，对内地学人而言，香港的价值则在于转口文化，尤其是转口传记”。诚哉斯言，在图书馆、书店翻阅多种港版传记，尽管伪饰、夸张等弱点难以避免，但其独特价值不可湮没，的确能为内地打开一扇天窗，其中《改革历程》、《许家屯香港回忆录》、《我的父亲罗孚》等精品，尤是如此。先哲有云，“人若不知过去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对历史记忆构建而言，个人传记有着综述性史书无法替代的史料作用，在宏大的历史图景提供了真实可感的细节。就此意义而言，香港这座城，功莫大焉。

这些人有质感。

城大媒体传播系的李金铨、祝建华、何舟、姚正宇、假芝芸、沈菲、蒋莉、林芬等诸君，他们慷慨地进行了研究分享，不论老将，或是新秀，均有独特质感。这一质感，来自专业魅力，以及学术热情。尤其是年轻的助理教授们，他们的科研压力相当大，还欣然抽空来分享，更是令人感动。在香港目前的大学科研考核标准中，中文著述可有可无，仅能起“锦上添花”的点缀作用；但在林芬老师的分享中，论及这个问题，她强调研究中国问题，当然不能放弃中文写作，正在将博士论文改写成中文出版。外形娇弱的她，那时刻在我的眼中，很有浩然之感，精气神与其微信昵称“化外小林”很是契合。此次访学，为我安排的导师是李金铨教授。关于新闻史的研究，我拟了8个问题讨教，在去南丫岛的渡船上，他顾不得欣赏海景，而是热心释疑解惑。他的言行举止，除学人共同品质外，更有一种台湾人的质感——温柔敦厚，有民国风。

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致力劳工研究，素昧平生，作为后学，陪同他人前去拜访，听闻我的博士后研究课题是媒体与劳工赋权，立即进行详细指点。她的观点，我虽不能全部认同；但她的学术热情，非常富有感染力量。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3月9日一起“行山”时，准备一首古诗《江上》，让大家以各地方言朗读，凭添无限乐趣。其中，多友庄曦以苏州话朗读，最有韵味，吴侬软语，果然别具风致。事后，张教授更是赋诗一首《重游南丫岛》——“仲春清气冽，料峭觉寒侵。且喜荆花笑，应怜碧叶深。青衿来远地，古句赏殊音。眺望渔舟外，层峦染翠林。”吟诗赋诗，古意盎然，顿显传统中国之美。香港中文大学的高崎博士，除明晰地讲述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一机构的变迁、现状、困境及努力；还热心地分享了对香港时局的看法，“中港矛盾，非地域矛盾，而是阶层矛盾”。只是医学博士出身的他，为何来做这份工，想必是有故事的。此行中，还有两位好姑娘——我的同乡小友，正在香港大学攻读金融法硕士学位的笪然，温婉细致；本科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现《明报》驻中国的记者果蕾，明朗爽利。

中国迄今仍是关系社会。中国社会最自然的关系，除了家人，就是同学。在我看来，“多闻雅集”最为重要的功能，是使来自大陆各地的青年学者，形成一种“准同学”的关系。此次多友共有李红艳、王斌、雷霞、庄曦、张芸、徐敬宏、瞿旭晟、李贞芳、魏金梅、吴麟10人，虽然此前之间或多或少都有某种“关系”，但在城大近一个月的相处，同游共乐，亲厚无间，一起去听课、一起去逛街、一起去食堂、一起去进行“抢救性文化考察”，仿若回到学生时代，因无利害计较，甚至更为单纯。欢乐韶光过后，离情自是依依。大家虽然经历不同、兴趣有别，但都是有质感的人。

回程途中，3月30日夜，深圳机场劫遇，目睹那一片混乱与狼藉，更觉“满目河山空念远，不如惜取眼前人”。再次感谢城大与媒体传播系诸君的恩德与善，让我们相遇。相聚不易，相识更难，在这纷扰尘世中，愿我们都能长乐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