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需要社群。早先参加复旦暑期班，自打那时起，有些人就自然而然地从新雨变成旧知，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黄埔一期的”。每次提到那个班，大家都会发出恰同学少年的感慨！后来，真是人生中另一桩美事，李老师又为我们精心建构了一个亦师亦友、亦同学亦手足的学术交往网络，于是乎，大家又成为“多友”！ 每每谈及城大豪宅一月、山上风光、求学问道，我们无不感念于此。赴台前的二三个月，大家尤其热络起来，诚如何晶所言，我们是一个集体，集体活动是一定要经常参加的，复旦的章平、青年政治学院的何晶、南师的张红军、浙大的章燕，互相怂恿、彼此督促着要去台北看一看……。

感受台湾传媒业：从余式报人到媒体大亨

以前常听李老师谈及与余纪忠先生的渊源，但感受并不真切，不知道余先生到底何许人也？这次在世新亲耳听闻《中国时报》前社长黄肇松、副总编辑何荣幸先生的演讲，及台大林丽云、政大刘幼俐教授的分析，又拜读了台湾作家杨照的文章，我才明白余先生的重要，以及当下台湾媒体人、学者在“旺中案”中集体抗争的意义。

据杨照先生介绍，二十世纪70—80年代，《中国时报》是台湾文化艺术发展的参与者、打造者。余先生从来都不是要办迎合当下读者的报纸，而是要创造读者。一方面他用副刊乃至其他相关版面，寻找文学、艺术、文化创作题材，借由报纸的力量拉高其能见度，另一方面，余先生又以私人关系来协助这些创作者，在不利的环境下维持创作活动。“报人”的心目中有他理想报纸应该长的模样，念兹在兹想办法实现实践那样的报纸。在台时，仔细翻阅了台湾四大报《联合报》、《中国时报》、《苹果日报》和《自由时报》，24日头版均为李宗瑞自首的新闻。彼时报人的风格信念、当下知识分子的坚守在媒体大亨宰制市场的强大力量映衬下，显得弥足珍贵，也多了些怀旧与悲壮的色彩。

感受乡愁：从慈湖到阳明山书屋

复旦大学的“老班主任”廖老师总是在关键时刻冒出一两句提纲挈领的话，“李老师的安排独具匠心，从老蒋到小邓”，行程的意趣透着李老师的思量。记得初二时，跟着短波收音机里邓丽君的歌瞎哼哼，被表姐严厉地呵斥了一顿，学那种靡靡之音无疑是自甘堕落的表现。蒋介石的“娘希匹”和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多”无疑是我们这代人集体记忆中的重要符号。可惜，此行我错过与大部队一起看小邓，只能“何日君再来”了。

慈湖和阳明山书屋都给人一种类似奉化溪口故居的感觉，一片群山，宽宽的溪流，清静幽雅。沿着一池碧水，每隔几步就竖立着一面青天白日旗。为了保护大陆来的同志的政治立场问题，就忽略不说，独以香港的沈菲博士为例。一看沈菲就是个老实人，属于稀里糊涂就能被拉下水的人。当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时，不知道哪位仁兄突然眼前一亮，大叫一声：“这景不错！”“沈菲你站在旗下来一张”，于是，穿着人字拖、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就听话地站在旗下昂首挺胸地被咔嚓了几张，这“罪证”在哪位多友的相机里，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走过湖边的林荫大道，就来到一座院落前。两位穿白色军服的士兵很有威仪地立在门前，眼睛一动不动，惹得一群傻博士以为是蜡像，纷纷上前仔细盯着士兵的眼珠子看，结果，还是不动，最后，有博士研究出了结论：“是真的，因为天太热，我看到卫兵脸上的汗一直往下流”。于是，男博士们就眼睛不眨缺乏润滑、天太热却穿如此厚重的军服，而为卫兵唏嘘起来。女博士们则纷纷在帅气高大的士兵前拍照留念。

进入院内，柩浮厝，那种历史的机缘巧合、人生的无奈遗憾顿时涌上心头。“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蒋公没有下葬，大概只为有一天能淌过浅浅的一湾乡愁的海峡，回到故里。

自由行时，我来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远远地就看到胡适纪念馆，绿藤缠绕，胡适生前曾居住工作于此。转到它的背面，居然是傅斯年图书馆，而傅斯年倾二十三年心血发展的史语所，也在不远处。师徒二人，一代硕儒，在波云诡谲的变局中只能做出离乡背井的选择。

感受人文美食：从士林夜市到诚品书店

多友的江湖上流传着上海大学陶建杰的GPS传说，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台湾，做过南都记者的他，都会在短时间内搞清楚方位、标志性建筑、交通等。跟着他，我们真是自在自如。

第一站是士林夜市。人生最后悔的事，莫过于一堆美食摆在你的面前，而你居然已经吃饱了。站在夜市绵延很长的灯河面前，你才知道什么叫吃食的壮观。许多摊头前都是曲里拐弯的长龙。在上海时，我很少吃生煎包，有点甜，并且油偏多，包子底多半被烤焦，建杰居然介绍“上海生煎包”，我开始觉得挺滑稽，我从上海来，居然在台北品尝这上海本帮菜。算了，给建杰一点面子，排起了长龙阵。十几分钟后，手捧一番辛苦得来的果实，底脆且微黄、不黑不焦，肉鲜香，第二天，为了这包子，我们又去了趟夜市，临走前其实还想去一解馋瘾，可惜，为了去诚品看看，只得作罢。

去诚品时，刻意选择地铁，感受台湾百姓的市井生活。刚看完陈凯歌的《搜索》，那部不让座引发的“血案”，对台湾的公交实在好奇。车厢里站着不少人，但每节车厢都有二个座位是空着的，仔细一瞧，原来上面写着“博爱座”，也就是我们这里的老弱病残孕的专座。好习惯养成了，周遭的一切就会好。

到了诚品，发现就像美国的大学图书馆，有书桌和台灯，也有座椅，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这里呆上一天。看累了，到楼下买点吃的，解决了肚子问题后，又可以上来继续蹭书看。尽管我那天，很不幸运，旁边坐了两个台湾绝望主妇滴里咕噜说个不停，尽管分贝不高，但还是让人心烦，对他们侧目了几次，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台湾人在公共空间里都是轻言细语的，绝无拿着手机、旁若无人、高声喧哗的人。安静，是这座城市的主要声频，以至于我要经常要压低嗓音说话。回到上海后，接到朋友来电，朋友大吃一惊：“你怎么突然说话这么温柔？”赶紧解释：“刚从台湾回来”。

感受多友：很青春、很爱美、很温情

08年访学城大时，我们几个多友就互相调侃为“八哥、八妹”。经常深更半夜还“八”个不停，从大家各自研究的课题到周遭事物，城大带给我们太多可以分享的趣事。今天，就继续八卦一下多友的三大特点：很青春、很爱美、很温情！

李老师、何老师实在是很青春的杰出代表。不仅外在，还有内心。本来我并不知道《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经李老师推荐，赶紧买来碟片看，这次在台湾还特意跑到沈佳宜和柯景腾去过的小火车站，看到铁轨旁缀满柚子的果树和满枝桠的许愿竹筒，很是清新了一把。这次，李老师又提到《悲情城市》，赶紧上网瞧瞧，一瞧即是一天，顺着这个枝蔓，不断延展，总算弄明白什么是“二·二八事件”，什么是原住民的痛，才明白交错的上海话、台湾话、日语、宁波话原来就是台湾光复后复杂时代背景的一种写照。我主观臆测李老师除了喜欢读余英时、萨依德的东东外，还喜欢女主角辛树芬和“芒花开了，白蒙蒙的，像雪”。

再次见到何舟老师，已是四年后。一大早，华泰王子饭店门前，看到站在台北街头的何老师，感到“流光容易把人抛”就是错误的言论，任他樱桃红了，芭蕉绿了，我自逍遥。晚上，路过章平门前的何老师，看到李老师、何晶等穿着新衣服分外妖娆摆pose的样子，赶紧四处找自己的世新校服，那份迫切和寻kitty而未果的失望神情，还是与小朋友颇为神似的。

多友的另一重要特征是爱美。一日，午餐过后，参观一个个具有创意色彩的小店铺。有一家是专门经营围巾的，店家将丝巾的一角系于屋顶，一条条悬垂下来，粉的、蓝的、白的……，惹得一群女博士，穿梭其间，因“竹喧归浣女”的景致，她们美其名曰“浣溪沙”。哪些人抱得丝巾归已不记得，只听到陈先红因为太不节约而被其他学友炮轰，理由是她的衣橱里已搁置N条围巾，一不留神又被美好的事物给公关了。而复旦大学的许燕，即便是到了台北，修身的工作也绝不耽误。看到她一袭旗袍款款上车，正夸她民族风依然刮着，她却来了一句：“你没看见我穿运动服”，在台北的清晨里慢跑，而且一跑就跑到了美军司令部。

多友最让人佩服的特点是温情。多友很爱亲人、爱朋友。和南师大张宁一边逛店铺，一边聊他当年要做的思想史，冷不丁，他来了一句：“师姐，不陪你了，我要在这里给我太太买礼物。”转脸看见张红军，同他八卦张宁的“贤惠”，没想到，红军同志补充说明：“我带了一张清单，老婆要求的东西，一二三全列上面了”。胡适先生所说的“三从四德”概莫如此。除了爱护家人，多友也彼此温暖。不经意间，总有人会帮你撑下伞，为你送上防晒霜，为你留个座，注意你的健康。如果你下次参加多友聚会时急需什么，只要在人多的地方大声说出来，总会有人满足你的愿望。最搞笑的是，当我们坐在大巴上享受冷气，准备发车时，独不见南师大骆正林，原来，老实的他被迫当差，为了满足其他姐妹的好奇心和收藏癖，只能冒着烈日，折回头、去店家索要漂亮的广告宣传册。

良辰美景只有配上心性相投的人，才体会得到其中的妙处。当年看《洛克传》时的所思所得大都变得朦朦胧胧了，唯清晰地记得这位17世纪思想巨匠写给友人的一句话：“活着就是去到那里，并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能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智识观点、美景美食，人生真得会平添许多乐趣。

同期兄妹沈荟（左）、何晶、张红军在学学文创园区

邓丽君在此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