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8日傍晚，我们搭载的飞机安全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飞机停稳后，透过机窗，首先映入眼帘是一悬挂在航站楼前的青天白日旗。作为来自民国故都的异乡人，同行的几位老师相视一笑。我知道，台湾到了。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小时候，对台湾的印象就是学校大喇叭里传来的台湾校园歌曲：《乡间的小路》、《捉泥鳅》、《蜗牛和黄鹂》……心中的台湾就是宝岛、日月潭和夕阳下暮归的老牛。到了中学，开始有了更多来自台湾的资讯，开始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看三毛和琼瑶，看1987年春晚费翔激情演绎“冬天里的一把火”，直到1989年的侯德建……

在这个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台湾在我早已不再神秘。有了多年的旅行经历后，我甚至不对台湾的自然景观抱太多希望，毕竟，这只是一个不大的岛。虽然从未来过台湾，我甚至对台湾的选举制度、政治生态、县市长、电视名嘴也有不少了解。但我仍然对这片土地充满了向往，因为，它曾经如此神秘。

这注定是一次轻松的旅行。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和台湾世新大学诸位老师的辛劳，让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青年传播学者能在此聚首。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派出的阵容几于主办方香港城市大学比肩，四位多友倾巢而出，被热情的导游美华小姐称为南京F4，给同车的多友们带来了不少欢乐。领队张红军老师用充满磁性的嗓音为大家演唱了蔡琴的歌，介绍江苏各地的方言，还讲了令人回味无穷的小故事；帅哥张宁老师本身就是一道风景，再加上用南京方言与红军兄配合演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温和敦厚的学术达人骆正林老师果然颇有人缘，不仅与众多多友相谈甚欢，更有大美女、传媒大学的唐晓芬老师在我们临行前特意来与他道别，令人羡慕和感动。在机场，我们就邂逅了来自华中科大的陈先红老师一行，到酒店大堂，来自城大的李金铨、何舟、沈菲、梁燕芬诸位老师已在此等候大家，更有承办方台湾世新大学的师生们忙碌的身影。一下子，我们就感受到了台湾的热情。

论坛的精彩不必细说，单说出场的人物，就很让人感慨。落座后，我发现左边安静地坐着一位面色红润的慈祥长者，一看席卡，是郑瑞诚先生。打开会议秩序册的介绍，发现他曾任台湾教育部长、政治大学校长，现任媒体观察基金会的董事长。心中先不免有点吃惊，想想这是在台湾，顿感释然。我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他谦卑地侧过身来，仔细地聆听，令我这个后辈非常感动。他后来到了主席台上发言，而世新大学校长赖鼎铭先生则坐在了郑先生的这个位置，在我的旁边，依然安静、细细地聆听着。郑先生介绍了台湾的媒体观察基金会，有学者提问，作为一个资金并不宽裕的民间机构，如何有能力面对资本力量雄厚，掌握话语权的巨无霸媒体？郑先生回答说，对的事情，就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怎样的气度！后面在关于旺中案的讨论中，我深切地感觉到了台湾各界对于媒体伦理滑落的担忧，为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感叹。我想，这或许是媒体实现自由之后的必经之路，脱离了政治的极端控制，又滑向资本控制的深渊。台湾学者和有良知的媒体人所痛心疾首的这些乱象，似乎正与上个世纪40年代哈钦斯报告出台的美国社会相仿。这也是大陆与台湾的不同，当我们还在谈论新闻自由的时候，台湾已经在反思如何应对自由的滥用对社会的伤害，自由竞争引发的媒体垄断，以及媒体普遍存在的公器私用、社会责任缺失等问题。诚如李金铨老师所言，他的《文人论政》在大陆销售1万多本，在台湾只卖出300多本，足见两岸学界关注点之差异，也折射了两岸的媒介环境是多么的不同。

差异并不仅于此，更在丝毫之间。我们参观台视，发现这与内地官办电视台高耸的大楼、奢华的办公环境有着太多不同；参观故宫博物院，这与北京故宫相比又是另一道风景；我们去学学创意园区、朱铭美术馆，感受台湾不同的创意文化和艺术表达；到九份，感受不一样的悲情；去淡水，看不一样的落日……尽管步履匆匆，不能走得“透透”，感悟依然多多。

慈湖的蒋公寝陵、阳明山国家公园、士林官邸让我们感受台湾人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对于来自大陆的青年学者来说，这样的时代有些遥远。但对于邓丽君，却是从未远走的记忆。邓丽君生于1953年，今年2012年正好是她诞辰60周年。60年一个甲子，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年份。李金铨老师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特意为我们增加了这么一个去处。邓丽君墓就在朱铭美术馆附近，在早上前往朱铭美术馆的路上，大家在车厢里一起唱着邓丽君的经典老歌：《我只在乎你》、《月亮代表我的心》、《美酒加咖啡》……这些歌曲连同邓丽君，深深地烙印在一代人的心头，挥之不去。车厢内气氛热烈，又有一丝青春逝去的忧伤。到了邓丽君墓前，看到坟头上的圣母像，听着墓地播放的邓丽君歌曲，还有墓地入口处摆放的一架脚踩式的钢琴，两个孩子正在上面跳跃着弹奏。我们向邓丽君焚香致意。此时，台风来临前夕的大海虽然依然平静，但远处的天空波诡云谲，似乎在诠释这个传奇女子谜一样的人生。

作为传播学者，来到台湾，不能不谈到台湾的媒体。台湾的报纸一律是繁体字，但排版不一，如《中国时报》是竖排，而《苹果日报》则是横排。对我这个在大陆生活的人来说，看竖排的字一下子很难适应。报纸大多比较厚，内容也是应有尽有。其中，娱乐资讯和八卦占大量的比重。从抵台那天起，富少李宗瑞偷拍的不雅照事件一直占据媒体的主要版面。电视台里反复播出的也是这类节目。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电视，似乎蓝绿分野还是比较清晰。如三立新闻台，时政新闻节目大多是在批评马政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吴敦义在贝马斯出访时力挺现内阁的表现，谈到台湾经济时称“众人皆差我还好”，该镜头被电视台反复重放，并请来几个嘉宾猛批。但现实中，普通民众对此并不关心。在去台视参访的路上，导游美华小姐就说，她讨厌电视，一天看下来，就那么几件事，不停地说，很无聊。她也不喜欢所谓的名嘴，常常煞有介事地把事情说得很严重，但过后你会发现，其实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在车上与出租车司机聊天，发现他们也是类似的想法，觉得生活是第一位的，谁当政都一样。有一位的哥说，大陆有十三亿人，能做好这十三亿人的生意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做别人的生意，可见普通民众的感受与电视名嘴们义愤填膺的抨击常常没有太多交集。我想，台湾民众能够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媒体已经替他们骂了、吵了、说了，他们不需要再关注所谓的国家大事。这与大陆似乎相反。大陆的媒体一派歌舞升平、成就巨大，网络上则是骂声不绝、漆黑一团，两个独立的舆论场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两个不同的中国。

台北几天，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普通台湾人的热情、友善。他们时时挂在脸上的笑容，低低的声音，彬彬有礼的举止，组成了一副祥和的社会图景。他们不论从事什么工作，看起来都是在勤勉为之，没有敷衍，没有怨言。凌晨两点钟，当我们漫步在林森北路一带，多数临街小店依然开张，小吃店里有不少人还在尽情享受着美味的食物。此时，马路上有工人趁车少人稀之际打开窨井盖在施工，酒店大堂里保洁人员正在打扫卫生。当我们靠近，他们或报以谦和的一笑，或点头致意。在离开的那天，我们在酒店附近的一家蛋糕店买凤梨酥，同行的张宁兄在他的微博里是这样描述的：“5天的台北之行，处处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礼貌、谦和。临行前买凤梨酥，几个人加起来也只买了10盒左右，老板娘十分客气，打折不说，又硬塞给我们好多其他点心，每人又送了一杯咖啡。为她做个广告吧：文华西点面包，台北中山区民生东路一段26号。再去台北，我还会去的”。

是的，台北的一切似乎总是那么善解人意，甚至包括桀骜不驯的台风。我们离开前两天，“天秤”和“布达万”台风已是台岛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台风动态在电视屏幕上不间断地滚动播出。然而，就在离开的前晚，天秤台风似乎静止不动了，用台湾媒体的话说，呈龟速前进。以至我们离开时，一路都是好天气，极顺利地回到南京，让我们此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也让我们再一次，怀念这一路走来难得的顺利。

提笔至此，想起韩寒那篇广为流传的《太平洋的风》，他说：“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我很同意他的这一判断，却没有他的失落。因为我相信，既然同源同种，台湾能有的，大陆也一定会有，只是需要时间。我也还记得台湾作家廖信忠回应韩寒的那篇文章《台湾没那么好》：“大陆社会此刻的短处，台湾都曾经有过”。这更加让我增加了些许信心，对未来，对我们自己。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台北正是我喜欢的城市，安静、文明，充满了生活气息。纵然相见不如怀念，却仍希望有机会再去体验那份心灵的安宁。记得上高中时读过三毛那篇《梦里不知身是客》。于台湾，我不过是一名过客，但同宗同源的文明，甚至相同的语言让我不由得将其想象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惟愿这不是梦。

邹军与张红军（南师大双军）在朱铭美术馆小憩		台湾前教育部长、现任媒体观察基金会董事长郑瑞城博士发表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