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友的地方，就有传说。多友多了，传说也就多了。每年一次的多友会，更是各种传说的发源地。内蒙之行就有很多传说。有烤全羊剪彩礼上王爷王妃“在一起”的宫廷穿越，有草上晒被子、床上爬虫子、脸上蒙毯子的难眠之夜，有鄂尔多斯宾馆美女多友闻风声喊有鬼的毛骨悚然，也有“你是风儿，我是沙，惊心动魄闯天涯”的沙漠历险，居然也还有“坚持了一种朴素的深刻（沈荟语）”的草原“十一问”。

多数传说是轻松、娱乐、八卦、博得知己一笑的。今年多友内蒙聚会上的“十一问”传说却是严肃且“正经”的。本来“十一问”不该成为传说，更不该被大家关注，因为当时它只是今年多友论坛上分组讨论“在研究中遇到的困难”的吐糟抑或感慨。之所以会有“十一问”，作为第二小组“民选”代表，我承认只是即兴提炼所得，绝不排除有添油加醋之嫌。既然是大家“幸灾乐祸”选出的代表，如果汇报时说少了、说浅了，一方面怕辜负了大家的期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把大家的“七嘴八舌”进行转述。于是就有了闭幕式上把大家听“懵”了、把第二小组的讨论成果说神了的“十一问”，就有了沈荟在她的《多友内蒙五日谈》中写道“郑欣不仅把大家言简意赅、七零八落的观点，条分缕析地归纳为11点，像是国家课题指南，每一条都代表一个研究方向，透射出上下求索新闻传播学术高峰之艰难程度，而且最后将整个会议、甚至治学的立意拔高到形而上的境界”。对此，我极度汗颜，冒着被李老师批评的风险，不得不私下承认，当时真的只是为了应付一下。而且讲的这几点与我个人也没啥关系，我只是小组成员观点的“搬运工”而已。

“十一问”能够成为传说，离不开众多友的推荐与“炒作”。因为谁也不曾想到，“十一问”居然会成为今年多友“游记”中提及较多的关键词之一。

张洪忠写道：“到了会场刚巧赶上最后的闭幕式环节，郑欣和伍静分别代表两个讨论小组做总结陈述。非常庆幸听到了最后的浓缩精华。”并且表示佩服第二小组在短短一小时讨论中提出了十一个几乎涵盖整个新闻传播学科的问题。

李贞芳也在她的文章中惊讶“郑欣讲了十点（高产！）”，居然还加了感叹号！此时讲了十点还是十一点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场的多友一定想起来“他确实讲了很多点”、不在场的多友一定想去了解“他究竟讲了哪些内容啊”。

刘晓程更是以“十一问与守陵人”为题写了篇文章，并且在文章的开头无比夸张地铺垫：“多闻雅集7月29日的分组讨论，2组郑欣老师总结的‘11问’引起轰动”。就凭此文此句，足以吊足大家胃口，更会让未到场的群众“翘首以待（李老师语）”。

每每读到此，我心一凉，预感之前已经糊弄好的一篇作业（《风吹草低见牛羊》）可能不作数了，李老师一定还会要我再写一篇。我记得李老师在闭幕式上提出希望我回去把十一点总结写篇文章。回南京熬夜交完上一篇作业后，我其实希望老师已经忘了叫我专门写篇“十一问”那句话。

谁知后来，记性超好的李老师发来微信：“请写一文，把那11个问题发挥一下，对所有的人都有启发”。过了几天，又发微信：“还没有在网上拜见大作。许多人都提到你的总结精辟，如能列出，甚至发挥，善莫大焉”。两次微信大概间隔了一周，我每次的回复都是“好的，李老师放心！”。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约又过了10天，伴随着午夜的钟声，李老师再次发来微信“你的压轴之作？”我内疚中战战兢兢回复：“对不起李老师，最近一直在忙院里的琐事，红军也是，我抓紧这几天完稿，断断续续写的，争取明后天一气呵成。”将此事微信丽丽，她回复我“妈呀，被李老师这样催稿，你很强大！”

其实承诺好的明后天，最终还是没有兑现。有空了就写上一问，这样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写了近半个月。好在闭幕式上汇报的那十一条我还大致记得（遗憾的是回南京后那张记录发言要点的纸条怎么也找不到了）。现在看来，尽管每一条都不算什么新鲜话题，但却能够每一次都能够问出我们的心声、触及我们的心灵。如同回到了内蒙聚会的闭幕式现场，在此再次向大家汇报和分享我们小组的“十一问”。内容若有出入，表达若有偏差，一定是我又自作主张地添油加醋、奉命“发挥”了。

第1问：发自肺腑：“我心所属？”

“我们都想有一个家，名字该叫啥？”尽管我们都会自称是新闻传播学者，尽管我们也都分属于不同的学校，说实话，我们却真的想不出哪个才是我们的“那个家”。

论坛上，许静老师率先发言，她表示在研究中遇到的困惑则是归属感的问题。作为一位跨学科学者，不知道自己研究的方向能否被传统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所认可，更不知道自己该隶属于或者能够加入哪个学术团体。资源有限的“学会”“协会”，“封闭”排外的大佬圈子，“形神俱散”的学术团队，“点头之交”的同行同事，使得时常在教学、科研、生活三点一线中匆匆转换角色的我们，真的很少有空也盲目得懒得思考这样无解的问题。其实你我更多的时候，是迷茫，是空虚，是漂泊。好在论坛上，有老师当即回应，多友会便是最有归属感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应该感谢城大和李老师，让我们的年轻人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归属。正如李老师在开幕式上形容“多闻雅集”是Invisible College of Friendship and Scholarship。“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多闻雅集”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学术共同体”。朱丽丽真诚地表达：“这个小小的学术群落，因为老师的缘故，一直以一种朴素真诚的同侪情谊联接着我们”。张洪忠更是直言：“多友聚会让我这个学术个体户找到了集体的归属感”。

独立，但可能“孤独”的我们，何尝不想处处皆“多友”。

第2问：疑虑重重：“学科定位？”

“多友聚会，不应该只是游山玩水”，李老师不止一次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在游玩中学术，在学术中游玩”，似乎成了多友们心领神会的座右铭。一年一度的中华青年新闻传播学术论坛，便是这一座右铭的最好注脚，也是难得平台。

雷霞说：“我们都是与学术结缘的人。除了亲如一家人地在一起的吃喝玩乐，更有对科研与学术的根本性关切与研讨”。在此次多友论坛上，“我们新闻传播学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学科”是最先被多友抛出的一个严肃且专业的问题。尽管是老话题，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年轻一代的新闻传播学者的专业焦虑与方向迷茫。“新闻学还一直是教科书上的新闻学吗？”“传播学还在继续膜拜西方引进的理论框框吗？”“如何回答别人所说的‘你们新闻无学’？”“如何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合理的学科专业体系？”有多友说，回答这些问题的根本是要解决中国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学科定位问题。何老板和来自世新大学的赖正能结合各自的学校背景、专业设置与学科发展情况，进行了现场案例分享。

多友之所以关注如此宏观的学科定位问题，其实更关注的则是这条船上的自己的切身利益。年轻的我们，特别是刚刚入行的多友们一定会有这样的疑虑：在这个学科中如何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也就是需要有人指引回答“我在这个学科中如何进行自我定位”的问题。

第3问：忧心忡忡：“边界在哪？”

除了学科定位，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也是此次小组讨论中的焦点话题。边界是地理概念，通常提的比较多的是“国家边界”，是指划分一个国家领土和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一个国家的领土和未被占领的土地、一个国家的领土和公海以及国家领空和外层空间的想象的界线。参照“国家边界”的界定，“学科边界”就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指一个学科的“领土”和其它学科的“领土”、或一个学科的“领土”和未被占领的“土地”、一个学科的“领土”和“公海”以及学科领空和外层空间的想象的界线。

此次多友论坛上，大家纷纷表示在日常研究中遇到较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于新闻传播学“领土”和界线的把握与确认。“我们的研究究竟可以涉及哪些领域”、“什么才是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传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创新”、“我现在写的文章、做的研究还属于新闻学、传播学吗”、“我们如何关注别的学科也在关注的领域”、“新媒体时代我们研究什么”、“学科融合趋势下的研究如何确定学科边界”等，类似问题无不引起大家的争论与思考。其中既有对新闻传播学传统“领土”的坚守与拓展的困惑，也有对于新闻传播学新兴领域、未知领域的好奇与求知的疑惑。而多友中有着跨学科背景的年轻学者更是对于如何开展“根正苗红”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如何开展能够被同行认可的“跨界”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研究无边界”，至少是淡化或超越学科边界，或许当时已经成为共识。

第4问：寻找意义：“与谁对话？”

学科定位与学科边界的讨论，必然会引起大家进一步反思我们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而一个学科的地位与作用，最直接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其能否同经典、同现实进行对话。对话作为人类交流与沟通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学科与学科、理论与现实之间都需要对话，也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够寻找意义、实现价值。

在“新闻无学”的普遍质疑声中，大家较为担忧甚至有危机感的则是我们的学科地位以及“我们如何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对话”。在场多友纷纷追问：“我们这个学科的声音和社会影响力在哪”、“与其它学科相比，我们对于当前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什么”、“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课题、我们的论文、我们的发现，其真正的价值何在”、“我们如何选择或开展有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在林林总总的研究领域中，我们如何实现共同的学术关怀” 、“如何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同样关注的问题又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的独特视角与价值”等。

面对这些尴尬但又现实的问题，与会多友明白，这些追问的背后没有标准的答案，只有努力的方向。

第5问：如拨迷雾：“本土探索？”

在小组讨论中有个话题算是老生常谈，也就是新闻传播学理论与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新闻传播学是从国外引进国内的一门学科，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正式引进算起，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真正发展也只有短短30多年时间，但却完成了一个新兴学科从起步到腾飞的不断跨越。而国内新闻传播学这30多年的超常规发展，离不开欧美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传统的参照，甚至也深深地打上了欧美学术传统的烙印。其实，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言必谈欧美”，“什么研究、什么文章都喜欢套用一堆西方学术概念”，“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方法而方法”等几乎已经成为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一大景观。多友当中不乏一批在欧美接受过教育或训练的年轻学者，对此他们却很清醒和理性。小组讨论中，在梁励敏老师的启发和带动下，“中西方传播学研究风格的异同”、“我们的研究为何迷恋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成熟的西方理论在面对中国媒介、中国社会时的局限与解释力何在”、“我们如何用实证数据、在地经验同西方新闻传播理论进行对话”、“如何在研究中考虑中西方学术环境与学术传统的差异”、“如何开展新闻传播研究的中国化”以及“如何对新闻传播理论进行本土化探索和创新”等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此时，其实这一问的答案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提问、有人思考。

第6问：忠言逆耳：“谁在跟风？”

如果说以上五问还属于宏观或中观层面的探讨，接下来的几问则相对较为微观，但却直达每一位青年多友的内心深处，甚至在无意间还会触动不少人的痛点。

有多友在小组讨论中直言不讳：“我们现在有学者什么热点就谈什么、什么流行就研究什么”、“微博流行就一哄而上谈微博，微信兴起就趁热打铁说微信、大数据时髦就一头扎进大数据”、“似乎不追逐热点就不会做学问”、“似乎不研究热点就不能够证明自己有学问”。一通“劈头盖脸”，让刚才还在相对温和地讨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高大上问题的多友们有点喘不过气来。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貌似在说别人，又貌似说的就是自己，不免有点尴尬。不过，短暂的尴尬之后，大家又都承认类似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现象确实存在，并且颇为无奈地表示：“现在有些刊物满眼都是跟风之作、应景之作，为了迎合编辑的需求，为了缩短发表的周期，有时也不得已而为之”、“受每一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招标课题及各类省部级课题指南的影响或限制，只能无奈地围绕时事热点、政策焦点甚至领导人的工作报告要点等进行研究设计，申请成功还得谢天谢地”。这既可以看作是大家的辩解，也反映出更多人此时复杂的心态。

尽管“学术研究能否追逐热点”仁者见仁，“跟风之作是否经得起时间考验”也是智者见智，然而“潜心治学、力戒浮躁”的学术之风仍需我们年青一代学者镌骨铭心。

第7问：发人深省：“板凳冷暖？”

讨论时间过半，现场可谓渐入佳境，多友们纷纷踊跃发言。谈起时下的学风浮躁，人人扼腕叹惜；说起以往的大师风范，人人赞誉不止。说起跟风迎合、急功近利、浮躁肤浅的学术风气，大家在小组讨论中纷纷反思，并表示我们这个时代缺少对于学术的敬畏和虔诚。

欲得真学问，须下苦工夫。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大道理。然而多友们均颇为无奈甚至带有点检讨地承认：“放眼学术界，甘做冷板凳、守得住寂寞的精神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已经没有了十年磨一剑的锐气”、“我们其实缺乏的是学者自身的价值坚守”。于是有人提出“我们该做怎样的学问”、“我们该怎样做学问”、“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们该有怎样的学术追求与职业理想”、“如何不把学术领域当作名利场”、“如何忍受寂寞，并与现实的尘嚣和喧哗保持一定的距离”等一系列的尖锐问题。刘晓程通过讲述达尔扈特人的故事给了这些问题有了答案，那就是——守望。“板凳要做十年冷”，这是一种“守望”的精神。我们只有在守望中发现舞台，在守望中寻找边界，在守望中确立自我，在守望中赢得自由。遗憾的是，如今想要真正做到心无旁骛、忍受寂寞、专心致志、厚积薄发，却谈何容易！

陶渊明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一种治学境界，我们只能且行且追求。

第8问：引发共鸣：“考核之痛？”

潜下心来做学问，本是治学之常理。但是如果把学界“追名逐利”、“心浮气躁”的板子都打在年轻一代学者身上又未免有失公正。小组讨论上，当大家完成批评和自我批评后，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大学的考核体制。

不久前，一篇《高校讲师晋升之痛》的报道在微信朋友圈疯传。同样有着切肤之痛的年轻多友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集体吐槽的机会：“我们的压力特别大，我们成了学术民工”、“刚参加工作，教学任务繁重，比教学任务更繁重的还要应付各种填表、申请和考核”、“为了发文章，为了拿课题，每天疲于奔命，无暇顾及真正重要的研究和工作”、“发不了文章，拿不到课题，上不了职称，感觉人生都快绝望”。如此让人心酸的吐槽，本不该发生在青春、朝气、活力、有创造性的年轻学者身上，然而当前大学排名、考核晋升所带来的职业困惑与工作压力，却是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因为职称和职务的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所以“不得不忙于申请自己不感兴趣的各类纵向课题”、“不得不功利地写作短视的、热点的、选题讨巧、方法精致、容易发表的论文”、“不得不放弃冷门的、枯燥的、需要积累的、坐冷板凳的、短期看不到回报甚至注定一生是孤独的学术研究与创新”。于是大家发问：“为什么大学容不下只会讲课不发文章的老师”、“为什么不能够允许一些优秀的年轻学者成为自由的甚至是孤独的‘思想者’”、“为何科研量化考核被无限放大，成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评价标准”、“现在的评估体系、评价标准，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客观规律”、“又是谁在逼着学者搞泡沫学术”、“谁不想坐冷板凳，谁不愿写‘传世之作’”、“我们的时间去哪了，我们的精力怎么被耗费了，我们哪里还能坚持独立的学术研究”。

这样的声音尽管也是微弱的，但能够产生共鸣，就已说明一切。同样感受着“体制之痛”的你我，也只能在困境中苦苦寻觅突围之路。

第9问：指点迷津：“路在何方？”

话题讨论至此，大家的心情恰如草原上的那个夜晚。记得那天下午，当你我兴奋地踏上想象中的草原，激动地走进期待中的蒙古包，迎面而来的简陋与寒冷，却把失望和忧伤统统写到了我们的脸上。好在那天晚上的草原上还有载歌载舞的篝火、还有闪闪发亮的星星、还有不知疲倦的风轮、还有值得期待的日出。其实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有时何尝不是如此。

小组讨论会的现场气氛略显凝重，大家都不再想说什么，但又都想问：“我们的职业、我们的未来究竟路在何方？”就像草原上的星星、篝火和日出，好在我们有多友、有李老师、有何老板、有城大的各位老师，多友中也有长者、有智者、有“三人行必有我师”者。李老师说：“‘多友圈’就是结伴而行的伙伴，在我们这里没有排资论辈，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利害算计，没有人会先秤秤你的斤两，你尽情交心，聊天，开玩笑，谈学术，吃饭喝酒，把友情和学术融为一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多闻雅集’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学术共同体。”在小组讨论中、在青年学者论坛上、在每一次的山水行走中，正是老师和多友圈告诉了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注意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敏锐意识、本土意识、包容意识、对话意识，也正是老师和多友圈告诉了我们在做人时要不做学术上的急功近利者、不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告诉我们一路上要“不怕寂寞”、“不怕边缘”。最难能可贵的是老师还告诉我们：“学术就是生活”。谈学论政，吃喝玩乐，人生之乐，莫过于此（李老师语）。

这番话，似乎让迷茫的我们有点开窍，又似乎让顿悟的我们再陷沉思。

第10问：集体反思：“身份危机？”

“学术究竟怎么做”、“人生究竟怎么活”、“出路究竟在哪里”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深刻探讨后，使得严肃又充满忧愁的小组讨论再次热烈起来。

在场的多友不再轮流发言，开始“吵”成一团。有人开始和大家高谈阔论起：“大学精神是什么”、“教师的天职是什么”、“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又能够做什么”。有人一筹莫展地表示：“如何认同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如何赋予教师这个职业的尊严与神圣”、“看不到尊师重教的希望”、“如何缓解当前的考核、晋升压力”、“如何克服职业倦怠感”。也有人颇为文艺地“忏悔”：“我们行走在路上，却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我们屈从于体制，却忘记了当初的学术理想”。还有人比较实际地担忧：“我们该如何应付教学与科研的沉重负担”、“我们年轻人又如何应对学术困境和生活负担的双重压力”。更有人现场趁机向别人请教起“申请不到课题怎么办”、“论文发表不了怎么办”等头疼并较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来。

尽管这段话题的讨论有点“上天入地”、“五花八门”，但却能够反映出大家的共同心声或“心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压力，有着各自发展的瓶颈与困惑，甚至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职业危机。

第11问：童言无忌：“你快乐吗？”

分组讨论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在何老板的反复提醒下，迎来了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生魏金梅同学最后一个发言。结合自己的毕业论文写作与未来想进高校的职业选择，她的一句“你们快乐吗”的童言无忌式提问，让现场的多友们从反思转向了沉默。按照刘晓程事后的说法，“这沉默背后定有沉甸甸的思考”。

隔了几秒，何老板调侃地问我“你幸福吗”打破了短暂的沉默，我的回答是：“多友聚会这几天，我最幸福！”此时，坐在一旁一直没发言的王晓梅，难得严肃更难得严谨地围绕着“什么是快乐”、“如何客观地定义快乐”、“谁的快乐”、“为谁快乐”、“如何享受快乐”等即兴演讲了十分钟，既回应了魏同学的提问，也给我们现场的多友炖了一锅心灵鸡汤。

“你快乐吗？”如此简单直接的问题，在场的每位多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过快乐、何时有过快乐、有没有想过快乐、想不想快乐等。也许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每个人不同阶段的答案也不一样。

结语：

连续熬了好几夜，终于把李老师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也把传说中的“十一问”拼凑和发挥出来了，长长舒了一口气。说实话，在这次整理和写作“十一问”的过程中，我不断后悔当初在闭幕式上作为代表发言讲得太多了，否则就不会“自找麻烦”天天熬夜来写这篇“痛苦”的“十一问”了。不过正如李老师鼓励和督促我把“十一问”写出来的微信中所说：“这会对所有的人都有启发”、“善莫大焉”，我在回忆、收集和使用多友们这一次内蒙之行的大会发言、小组交流、私下聊天、微信往来时的每一句提问或疑问、每一段文字或感言，都会让我有所触动、有所收获。

需要声明的是，这“十一问”不是我个人的“十一问”，是我们第二小组的集体“十一问”，或许也还是我们所有多友的“十一问”，甚至是我们所有大陆青年学者的“十一问”。实际上，我们想要表达和讨论的又何止这“十一问”，只要有时间，只要再相聚，我们还可以发出更多问。

最后，我想说：“十一问”传说，到此结束。其实也没有那么传说，因为大家都在江湖。更想说：“每一问其实都是学人的天问，它的意义不在于寻求答案，而在于求索意义的过程，止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