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初夏，淡淡的微风中仍透出丝丝寒意，难得见到一缕阳光。携着简单的行囊，带着都市人的疲惫，来到香港城市大学。

第一天晚上，城大传播系教授们和新一批十位多友聚餐。CC教授开场白。手握麦克，风度翩翩，笑容可掬：“同志们辛苦了！”。旋即又说，“这句话用英语直译就是Comrades, You are tired”!众皆捧腹。戏谑中，另一种话语空间被植入。装腔作势的严肃开始变得不合时宜。就餐时，李喜根教授继续翻译，谦和的眼神中闪出一丝狡黠，“you are perfect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天大的赞美，实际上只是美国人的常用语”。

从那晚开始，十位多友的笑声就没有间断过。笑声之大，使得我们屡屡在电梯里和地铁中被瞩目而又难以自禁。男女多友各一半，拉郎配自然是最直接的笑资，小美女萱萱被有意地拉来扯去，成为配对的主角。绰号频繁地诞生和更新，从洪爷到洪宝宝，从大梅小梅到“没大没小”，我们肆意地挥霍着亲密和狂欢，甚至谋划着给城大的教授们和自己学院的领导们也取一些绰号。笑声成了刻板、程式和拘谨的清热解毒剂，一切变得不拘形迹，自由任意。

古人云：“文章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始信也。4月10日和4月25日，CC两度率众多友浩浩荡荡，穿越赤柱和大澳。我原来多次见过他西装革履、儒雅自信的照片。当第一次看到他头戴运动帽，身着专业登山服，魁梧潇洒，如年轻小伙子一般迈着矫健的步伐爬山时，我大跌眼镜，心下暗自佩服。两次爬山的程序都是一样的。你追我赶，嬉笑怒骂。面朝大海，指点江山。然后找一个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又便宜又美味的小店，挤成一桌，坐而论道，间或插科打诨。桌子不大不小，挤到每人都要收紧自己的胳膊刚好能坐得下的亲密无间的程度。CC丝毫不介意餐馆的简陋与拥挤，兴致颇高，把发生在美国、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过去和现在的故事娓娓道来，又神奇地画龙点睛，指出这些故事中的特殊意义。他的故事丝毫没有学科的隔阂和学究的冬烘气，我略有些领悟，这便是通达的境界。

教授们的工作坊成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洗礼。我不停地否定自己过去的思考和研究，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绝望与希望之中。祝建华老师是我早已极为敬仰的学者。他的工作坊的名称为“如何在SSCI上发表论文”。我起初对这个题目甚为不解，曲高和寡，又充满投机色彩。听了才知道，表面上讲SSCI，实际上是针对大陆新闻传播研究的症结，探讨如何最快捷地建立学术规范。他认为传播研究应当是普遍性的，而不是特殊性的研究。这是那天最震撼我的思路。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不停地质问自己，将来要做什么研究。次日，祝老师看了志安整理的工作坊文字记录，指出其中有两个纰漏之处，强调他需要修改之后再发给大家参考。多友们唏嘘不已，感慨祝老师精细完美的研究精神。何舟老师的题目是“作为东西方混型的香港传媒”。短短两小时，他提纲挈领地介绍了香港历史、文化和传媒业的变迁与现状，极好地引领了我们后来实地考察、深入分析香港传媒业。那天的交流中，何老师正襟危坐，却开着“白白嫩嫩”和“尿素”的玩笑，让我们真切地体会了“何舟风格”的魅力。李喜根老师的题目是“理论是如何说明大众传播过程的”。一开始他就抛出一连串的质问：“理论到底是什么？理论有什么用处？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理论怎样才能发展？”面对这些宏大而又深刻的问题，他从几个重要的传播理论和自己做过的研究出发，切实地解答。他幽默地说，“我们做研究不能有找名人签名的心态，必须要有批判性的立场”。林婉莹和假芝云两位美女教授分别介绍了一个定量的研究个案。从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等层面完整地、深层次地展示了一个定量研究的全过程，很好地“启蒙”了大部分都不太熟悉定量研究的多友们。“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或许，正是这一次次工作坊，一届届多友雅集，默默地推动着大陆的传播研究。

图书馆是大学的灵魂。城大的图书馆面积不大，但选书全面精辟。我的博士论文以文学插图和讽刺性漫画为主要研究对象，是相对比较偏的领域。当时，为搜集资料，曾遍访北京、上海、广州的图书馆，自以为是地认为已经掌握了这个领域最齐全的资料。然而在城大图书馆，我惊讶地发现，这个领域的资料竟然有六柜子之多，中文、日文、英文整齐地归类，其中亦有部分我从未见过的资料。多友们每晚的必备谈资是“你今天在图书馆看到什么”。如同患了信息饥渴症一般，大家拼命地上网下载、搜罗图书，互通有无。城大的图书馆、教学区和办公区随处可见一些供交流、讨论的空间。雅致的屏风区隔开一个又一个独立的空间，四五把舒适的椅子围着一个圆桌，交流无限，消解着“speaking into the air”的无奈。

岭南的孟夏正午时分，阳光直射，眯着眼睛看去，城大门口的忍冬花闪耀逼人。这种解毒驱邪之物仿佛刺透我包裹严密的内心世界。这是我和其他九位多友驻足一个月的驿站。这个驿站审慎地改变了我们。在和城大师生交流学术、传播友情中，新的生命又一次扬帆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