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多闻”与多闻友 多闻雅集缘起

2006 年 4 月,受李金铨老师的邀请,我带着完成《现代公共关系学》书稿的任务,赴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作为期一个月的学术交流。

这期间,CC (李老师的英文名) 常常邀请我们(复旦章平、南大朱丽丽、武大夏琼、中山大学李艳红、暨南大学支庭荣和黄顺铭)一行七人品茶聊天、吃饭闲谈。 CC 谈兴浓、谈锋健、话题广。正如 CC 办公室里悬挂的牌匾“友多闻”一样, CC 谈政治,谈文化,谈民俗,谈佛教,谈弥尔斯的《社会学想象》,谈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 , 真正是个多闻友也!。

一日, CC 即将赴美,我们又侃到深夜,大家依依不舍,我倡议 CC 牵头成立一个学者沙龙,以便于大家今后常常相聚。平平接口道“应该取个名字吧!”丽丽反应很快,脱口道“不如就叫友多闻吧!”,”那就叫多闻雅集吧!” CC 一锤定音, 同时在场的黄顺铭拍手赞同, 那一刻,我们都很兴奋,立刻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 2006 年5 月7 日 ,凌晨零点54 分。我们相约, 多闻雅集于深圳传播学年会。

8 月 18 日 ,“多闻雅集”如期而至,遗憾的是,作为倡导者的我爽约了,虽然是情非得已!可常常内心十分愧疚,万分遗憾 。 CC 来信一再宽容我,可是我仍然很自责,尤其是平平来电话,丽丽发短信,支支写词、阿黄叙情,诸多“多闻友”的感言,让我觉得,错过的不仅仅是一次集会,而是一帮快乐的多闻友,一次性情的对对碰!

不过,大家一定想不到,“多闻雅集”的余波荡漾,却成就了我的意外收获 —CC 为我的《现代公共关系学》做序。 这篇序言只是在一来一往的半小时内完成的, 并非我刻意邀约,而是多闻友 CC 的友多闻自然流露,特实录如下,作为多闻友与友多闻的见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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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关系学》 序 言
公共关系是民主的沟通 — 李金铨 1 答陈先红问

金铨 老师 :

假期刚刚完成了武汉大学邀约的书稿《现代公共关系学》, 今天要赶写一些前言、后记什么的,心里很忐忑, ? 想起今年 5 月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常常聆听您的教诲,受益匪浅, ? 特此请教:

我对公共关系的理解是“公共关系是一门说真话、做善事、塑美形的科学和艺术”,真正的公共关系是组织 – 公众 – 环境关系的“居间者”,是超越甲方乙方的第三方立场,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关系应该是公共领域的代言人。 您的看法呢 ?
谢谢赐教 !

陈先红
2006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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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红教授:

我对“公共关系”一窍不通呀。记得当年我念大学本科,公共 关系的老师整个学期只重复一句话: ” 有来有往双线道 ” 。容我从此引申吧。

我大胆把“公共关系”理解为 ” 公共沟通 ” 的意思。英文和法文的 public ,即是中文里的“公共”,正如您提到的,媒介和“公共关系”是“公共领域”的一环,不止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上下沟通,更是平等的平行沟通,总之就是民主的沟通。在美国学界,李普曼和杜威曾经对于“精英式”或“草根式”的“公共沟通”有著名的辩论,但他们从促进民主的角度来理解媒介角色却殊无二致。

反之,德文里的 public 在中文里译为“公开”。例如德国传播学者 Elisabeth Nolle-Neumann “沉默的螺旋说”,即指群众为了怕被孤立而不敢拂逆多数意见的“公开”压力,以至于多数意见逐渐占领支配的地位,少数意见逐渐沉寂甚至消失。

尽管学术渊源、旨趣和立场互异,但追求民主却贯穿了整个西方学术的脉络:前面提到杜威,他是美国实践主义的巨擘;欧陆法兰克福批评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更有深刻的阐发,也引起广泛的辩论;其他,不论政治经济学或文化研究,其背后都有这样的理想在支撑。一言以蔽之,所谓“公共领域”,就是免于政治压制以及免于商业异化的场域,一方面批评恶质资本主义,一方面抨击专制列宁主义,追求的是“第三条道路”的理想境界,使人们能够充分沟通,互相争鸣,并使理性更澄明。在这个共同阵线上,各派学者于是从自己的角度,批评当今权势结构(主要是政府和财团〕垄断言论,使公意不得伸张。

我不太知道“公共关系”的教学现况。教科书讲起 ” 公关 ” ,是不是站在权势结构的立场作 ” 软性推销 ” ,以取代 ” 硬性宣传 ” ?如果这个印象是对的,那么整个精神不啻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

这是我粗浅的理解,请指教。

李金铨
2006 年 9 月 3 日

1 李金铨为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讲座教授 ,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荣休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 。

 

 

陈先红 (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广告系)
2006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