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多闻”与多闻友 多闻雅集缘起

2006 年 4 月，受李金铨老师的邀请，我带着完成《现代公共关系学》书稿的任务，赴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作为期一个月的学术交流。

这期间，CC (李老师的英文名) 常常邀请我们（复旦章平、南大朱丽丽、武大夏琼、中山大学李艳红、暨南大学支庭荣和黄顺铭）一行七人品茶聊天、吃饭闲谈。 CC 谈兴浓、谈锋健、话题广。正如 CC 办公室里悬挂的牌匾“友多闻”一样， CC 谈政治，谈文化，谈民俗，谈佛教，谈弥尔斯的《社会学想象》，谈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 , 真正是个多闻友也！。

一日， CC 即将赴美，我们又侃到深夜，大家依依不舍，我倡议 CC 牵头成立一个学者沙龙，以便于大家今后常常相聚。平平接口道“应该取个名字吧！”丽丽反应很快，脱口道“不如就叫友多闻吧!”，”那就叫多闻雅集吧!” CC 一锤定音， 同时在场的黄顺铭拍手赞同， 那一刻，我们都很兴奋，立刻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 2006 年5 月7 日 ，凌晨零点54 分。我们相约， 多闻雅集于深圳传播学年会。

8 月 18 日 ，“多闻雅集”如期而至，遗憾的是，作为倡导者的我爽约了，虽然是情非得已！可常常内心十分愧疚，万分遗憾 。 CC 来信一再宽容我，可是我仍然很自责，尤其是平平来电话，丽丽发短信，支支写词、阿黄叙情，诸多“多闻友”的感言，让我觉得，错过的不仅仅是一次集会，而是一帮快乐的多闻友，一次性情的对对碰！

不过，大家一定想不到，“多闻雅集”的余波荡漾，却成就了我的意外收获 —CC 为我的《现代公共关系学》做序。 这篇序言只是在一来一往的半小时内完成的， 并非我刻意邀约，而是多闻友 CC 的友多闻自然流露，特实录如下，作为多闻友与友多闻的见证吧！

金铨 老师 :

假期刚刚完成了武汉大学邀约的书稿《现代公共关系学》， 今天要赶写一些前言、后记什么的，心里很忐忑， ? 想起今年 5 月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常常聆听您的教诲，受益匪浅， ? 特此请教：

我对公共关系的理解是“公共关系是一门说真话、做善事、塑美形的科学和艺术”，真正的公共关系是组织 – 公众 – 环境关系的“居间者”，是超越甲方乙方的第三方立场，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关系应该是公共领域的代言人。 您的看法呢 ?
谢谢赐教 !

陈先红
2006 年 9 月 2 日

先红教授：

我对“公共关系”一窍不通呀。记得当年我念大学本科，公共 关系的老师整个学期只重复一句话： ” 有来有往双线道 ” 。容我从此引申吧。

我大胆把“公共关系”理解为 ” 公共沟通 ” 的意思。英文和法文的 public ，即是中文里的“公共”，正如您提到的，媒介和“公共关系”是“公共领域”的一环，不止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上下沟通，更是平等的平行沟通，总之就是民主的沟通。在美国学界，李普曼和杜威曾经对于“精英式”或“草根式”的“公共沟通”有著名的辩论，但他们从促进民主的角度来理解媒介角色却殊无二致。

反之，德文里的 public 在中文里译为“公开”。例如德国传播学者 Elisabeth Nolle-Neumann “沉默的螺旋说”，即指群众为了怕被孤立而不敢拂逆多数意见的“公开”压力，以至于多数意见逐渐占领支配的地位，少数意见逐渐沉寂甚至消失。

尽管学术渊源、旨趣和立场互异，但追求民主却贯穿了整个西方学术的脉络：前面提到杜威，他是美国实践主义的巨擘；欧陆法兰克福批评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更有深刻的阐发，也引起广泛的辩论；其他，不论政治经济学或文化研究，其背后都有这样的理想在支撑。一言以蔽之，所谓“公共领域”，就是免于政治压制以及免于商业异化的场域，一方面批评恶质资本主义，一方面抨击专制列宁主义，追求的是“第三条道路”的理想境界，使人们能够充分沟通，互相争鸣，并使理性更澄明。在这个共同阵线上，各派学者于是从自己的角度，批评当今权势结构（主要是政府和财团〕垄断言论，使公意不得伸张。

我不太知道“公共关系”的教学现况。教科书讲起 ” 公关 ” ，是不是站在权势结构的立场作 ” 软性推销 ” ，以取代 ” 硬性宣传 ” ？如果这个印象是对的，那么整个精神不啻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

这是我粗浅的理解，请指教。

李金铨
2006 年 9 月 3 日

1 李金铨为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讲座教授 ,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荣休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