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四念

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我的这样一个的想法：旅行质量的高下并非取决于旅途的舒适抑或艰辛，甚至目的地是哪里也不重要，关键同行的人是谁？！然后，我们会惦念这个地方，其实是惦念这个地方曾经与我们相处的人——在曾经时空中的心灵感应。于是，回望“多闻雅集”的云南之旅，我记录下自己的若干感应，与诸位多友分享。

在云南竟获得朝圣的感觉是大大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这和“彩云之南”的先期印象也是南辕北辙，所以当它不期而至，竟给人神会般的惊喜。

在赴西南联大旧址的路上，“朝圣”两个字从老师嘴里被说了出来的，原话是“对于西南联大，我有一种朝圣般的感觉”，这个评价委实太高，闻之不禁心中一凛。或许因为有了这句话，联大旧址就不再仅是一个景点了，而是中华教育的神圣之地。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的教育从未超过联大八年，这是一个无从企及更不用奢谈超越的高峰。所以，在整个“朝圣”的过程中，很少有人去赘言联大的种种成就，面对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赞叹都显得太削薄了。倒是李老师信手拈来的轶闻掌故不断强化着联大的神性，最有趣的是下面这个：

一次日机轰炸，大家跑警报，刘文典突然发现沈从文也在跑，正言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

为了求证，回来之后我上网搜这个典故，发现版本很多，最复杂的一个是说刘文典当时怒斥沈从文的时候，手里还搀扶着眼睛不好的陈寅恪，说的话是：

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

呵呵，这太可爱了，李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绘声绘色，惟妙惟肖，也太可爱了。这是我们曾经的大学、曾经的教育、曾经的学者，或者是我们“应该的大学”、“应该的教育”、“应该的学者”。作为中国人，真应该感激西南联大，她勾勒了一幅高等教育的愿景，使得今天的我们在很多时候不至过于自卑——毕竟我们曾有这样的先人。联大遗址也超棒，原物保留的教室、火腿椅、纪念碑上密密麻麻的毕业生的名字、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等等一切构成了麦克卢汉笔下的“后视镜”，或者是本雅明所谓的“新天使”，这让我们幸运地拥有过去，从而能被进步的大风吹向未来。

其实我们每个大学老师在走上岗位之前，都应该来西南联大旧址看一看，这里应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圣之地。当然，也许有人不同意，但套用阿多诺的说法，即便考量“最低限度的道德”，这里也至少能够增强我们的教育专业主义精神。

云南之美是一种清澈与纯净，这不仅体现在她山的青翠、水的优良、空气的透明，更渗透着这片土地的人情世故和随处可见的单纯性情。

首先是导游；拜市场经济所赐，无论是大理还是丽江，旅行购物都成为“必修课”。我原本非常害怕这堂必修课（所以去年我们在南京联系旅行社安排多友皖南黄山之行时，和旅行社的第一句话就是“绝对不安排购物，如安排，我们就换人”。）但这次的感觉不同，这里的导游无论是“胖金哥”还是“金花妹”，他们从来都没有撺掇你花钱消费的“专业精神”，相反，每谈及购物，他们似乎或多或少都有点不好意思，“大家下去看一圈，未必要买”、“谢谢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给大家唱一首歌表达我的谢意”这样的话语贯穿始终。这让人很舒服，很干净，即便是涉及效益和金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的人们，可能更加接近那种本真的“人性”。

其次，呵呵，不知道其他多友，尤其是男性多友们有无类似的感受：少数民族中，有那种极美的女孩儿，那种真正的“天然去雕饰”的健康之美。记不记得在那个普米族家庭里，有一个快要当妈妈的女孩子，她应该不到20岁，那眉眼简直美极了，更美的是她说话的神态：清澈、安静，又大方……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甚至无法讲清楚我当时的感觉，但害羞不期而至，我很想和她合影一张，或者为她拍一张照片，但就是张不开口。王蕾的娇儿很幸运，被她抱着照了一张照片，他们一定都好运。还有一次，在束河古镇，我和红军吃完早饭无意间闯入一间洋溢着歌声的小店，两个摩挲女孩子在这里卖披肩和围巾。我和红军照例杀价——脚脖子、小腿、腰、胸口、脖子，一点也不放过。面对我俩的滔滔不绝，女孩很诧异，进而很开心然后大笑，她说“你们走吧、走吧，拿了东西，赶紧走吧！”她们竟然以为我们在和她们玩，这种“传播的偏向”实在是让人太开心了，我们于是哈哈大笑地走了。

我想，少数民族人们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天然性情、直接的爱乃至赤裸的天真，也许能让我们这些常年浸泡在都市污浊中的人们更能毫无矫饰地回忆和理解自己曾经的生命过程，这里面是一种圆润而通透的智慧，这或许是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云南特别值得来的原因，也是云南诸所高校的人类学研究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这里有我们人类的童年。

此次行程虽是匆匆，但一些触动心性的东西在走马观花之中亦能窥豹一斑。所行所见，这里的宗教氛围极其浓厚。藏传佛教、东巴教、韩规教还有种种叫不上来的神灵天罗地网，弥散着一种神性，虽大都是旅游景观，但氛围营造一点都不逊色：风马幡、玛尼堆、经筒、佛塔各个有模有样。在一间寺庙里，熊培伶点燃了一盏酥油灯，这形象简直太酷了；喇嘛用清水给人祈福的过程也委实令人遐想进而安宁。

中国民间有进了寺庙“见佛就拜”的传统，我素来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世人的狡猾——实用理性罢了，不信为什么要拜？但我注意到，师母每遇神像，无不虔敬，有些神灵明显和佛家无关。“不信为什么要拜”这个问题又缠绕着我，忍不住向师母发问。大概的意思是，如果本信如来，干嘛在这儿要拜这个什么将军云云。师母回答得很妙——“你怎么知道佛陀在这里是山寨不会化身为这位将军？”这真是醍醐灌顶，我一下子明白了师母随后的解释，我原来的想法其实大大违背佛理，佛家强调的是无差别，而在我心中不仅有本教/异教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有我/他的差别，“我执”太重，所谓“党同伐异”及其带来的种种烦恼与苦难，其根源都在于此。其实是哪位神灵端坐在台上并不重要，甚至如来是不是那个释迦摩尼也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尊重神性和佛性，进而化在宇宙大道中，自己变成佛。

心灵上的收获，着实让人惊喜。

同样欣喜的还有“缘分”，端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虽然我自己也是来自远方。我和红军是旧相识，但第一次当了“同居密友”。红军是我在所有旅途中遇到的感觉最为舒心的“同居者”——和他相处太舒服了：温润敦厚，视野开阔，话锋机敏，我想我们之间的谈话质量不亚于朱丽丽—章平、熊培伶—王蕾等等组合，虽然我们不像她们那么动不动就秉烛夜谈（参见朱丽丽的文章）；廖圣清的大名我是久闻了，记得“中华传媒网”开设不久，他在该网站上就被誉为中国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四小名旦之一，最后一夜我和他“同居”，与君一席言，启发很大，尤其是他对大陆传播学发展的深刻理解。张赞国老师被大家公认为“幽默”，我倒是觉得在他身上凝聚着传统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之风，他的《新闻联播》研究多让人眼前一亮啊！难忘和张太太一起在雨中喂那只瑟瑟发抖的小狗，张太太买的那只大鸡腿让那一天成为该小狗的“幸运日”吧，它叼着鸡腿狂奔而去，多开心啊！孙海峰竟然是我太太当年的老师，还指导过她的毕业论文，我们绕了大半个中国在云南相遇，直让人感慨：世界真小，缘分真大，学术乱伦真容易！当然，最不能忘也是最要感谢的是我们庄晓东“分舵舵主”，他不但周到地安排了所有的行程，还时常老谋深算地、不动声色地、欲擒故纵地让大家笑得肚子痛，让我们从肉身到精神上都熨帖、舒适……

云南之行对于我来说更像一次“精神透析”，许多情绪上杂质随着和多友/少友们的交往随风飘散，离开昆明时候的我神清气爽、精神奕奕。多闻雅集，俨然一段学术佳话，而我竟能成为这段佳话中的一分子，幸甚，幸甚！

还是酒桌上那句大实话——“只要没有不可抗拒的原因，明年厦门鼓浪屿再见！”